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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形象历史嬗变与现代重构 　　教师形象是人们对于教师职业的社会职能、职业特点和角色行为所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固而概括的总体评价与整体印象。中国传统教师形象，正是历代教师在与其代表、传承和践行的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文化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现代社会，对教师形象的传统定位已经过于模糊和片面。现代教师应主动进行自身角色转换和价值重建，促进传统教师精神与现代教师文化的融合。同时，公众也应积极调整对教师的角色期待，进而实现教师形象的现代重塑和提升。 　　 　　一、中国教师形象的历史嬗变 　　 　　教师形象是作为教师的群体或个人在其职业生活中的形象，是其精神风貌和生存状态的表征。教师形象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不断演进，折射出特定时代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从古到今，教师形象大致经历了神圣化、官僚化和公仆化三个阶段的历史嬗变。 　　1. 教师形象神圣化 　　教师这一职业自萌芽之初，就被渲染了神圣的色彩。在原始社会，教师是由氏族和部落中的智者来充任的，在“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等故事中，伏羲、神农以及黄帝、尧、舜等人物都被传说为圣贤之人，是氏族公社中智慧的化身，他们既作为部落首领和长者，又以教师的身份向人们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和技能。关于教育活动的这些论述描绘出了最原始的教师形象，成为教师职业具有圣贤特质的文化源头。 　　到了春秋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将教师的圣贤形象发挥到极致，教师被奉为礼的化身、道的代表、德的典范。这时教师形象被隐喻为圣人。“与天地同位，与君亲同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8226;大略》）等君师并称的描述，充分展示了教师的圣人权威地位。教师不仅被视为知识的权威，也被视为道德的权威，即所谓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礼记#8226;学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人何？”（《论语#8226;子路》）。董仲舒主张：“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于行。”（《春秋繁露#8226;玉杯第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和浸润的传统教师以一种深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充任起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的传承者、示范者和践行者”[1]，将教书与育人、正人与正己并重，以自身道德主体的完善来垂范他人，赢得了崇高的职业尊严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2.教师形象官僚化 　　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变革和专门教育机构――学校的出现，所谓教师的圣贤形象逐渐走下神坛，取而代之的学官型教师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教师身份类型，教师形象逐渐趋向官僚化。 　　在我国，远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由于政教合一，“学在官府”，所以，学校教师皆由官吏兼任，即“以吏为师”，官师合一。在官学中，教师皆由国家的各级官员担任，他们既管政又管教，具有一定的品阶，享受官府俸禄。在后来兴起的私学中，教师为官场失意、热衷学术的有学之士，譬如朱熹、王阳明等人，这类教师与官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他们在与官场的若即若离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理想抱负的实现；另一类为从事私塾教学的“屡试不中”的秀才。尤其当科举考试成为选士、做官的唯一途径之后，无论官学抑或是私学都完全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而优则仕”成为人们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教师俨然成为政治伦理的布道者，官本位社会的“卫道工具”，官僚形象的载体。在这种官师一体的体制和“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机制下，教师职业成为谋取功名者的暂栖之所和科场落第者的无奈之选，常常以怀才不遇的失败者形象出现。教师虽然从事传道、正礼、明德的“圣职”，但实际社会地位不高，成为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半职业”。“威严”“清高”“迂腐”“穷酸”成为官僚文化背景下教师形象的隐喻。在官僚文化中的教师，其所教知识失去了实践性和生产性价值，同时教育的功利性质也完全抹杀了教师原创性知识产生的可能。 　　3.教师形象公仆化 　　近现代以来，教师开始以“公仆”的形象出现。教师是蜡烛、春蚕、园丁等隐喻形象地勾勒了一个个生动的“公仆”形象，反映了教师“无我”的生存处境。教师公仆化的出现不仅有其现实的社会原因，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尤其是教师圣贤文化和官僚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自然演变。所谓“公仆”，是指为公众服务的人，是新中国官员的新形象，所以“公仆”教师实乃官僚化的惯性所为，另一方面，“公仆”无私奉献的崇高形象亦是对远古时期教师圣贤化的延伸。 　　教师的公仆形象主要弘扬了教师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公仆”教师甘于清贫，安于寂寞，工资待遇差、工作条件简陋，为了学生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这种以个体牺牲为代价的“公仆”形象塑造了教师崇高的社会形象。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