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镜头下上海变迁.docVIP

胡杨镜头下上海变迁 　　上海百姓生活流 　　 　　记者：28年前你就开始做《上海弄堂》专题系列，而且针对的是上海的所谓“下只角”部落，你为何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你的摄影主题? 　　胡杨：当时大家热衷拍摄的都是光鲜的照片，带有宣传色彩，缺少“草根性”。我觉得上海弄堂不仅仅是石库门，小资也不是上海的全部，我想弥补这一块内容。同时，1978年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1980年上海市政府开始着手城市改造。我意识到“下只角”的弄堂将被拆除，于是决定拍摄记录“下只角”弄堂，以民间的眼光来反映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底层上海老百姓的生活流。 　　记者：生活在“下只角”弄堂的居民是怎样一群人，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胡杨：这里的居民大多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等地来上海打工的产业工人。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只角”弄堂里居民的住房面积普遍都很小，人均面积2至6平方米左右，两三代人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家户户的门紧挨着门，平日里房门大都是敞开着的，邻里之间相互串门，过着类似于“社群”的生活，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左邻右舍无形中也建立起了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的和睦关系。弄堂里有一句俗话“远亲不如近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人们的生活存在着较大的相互依赖，不管谁家发生困难，邻居们都会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互相帮助，相互照顾。 　　记者：从二十多年的变迁中，你觉得“下只角”居民们生活以及心理层面有怎样的转变？ 　　胡杨：近二十年来上海许多“下只角”弄堂已经被拆除，原先弄堂里的许多居民住进了独门独户，有客厅、卧室、厨房、卫浴室的公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的建筑格局的改变，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越来越淡漠、疏远了，同一楼层的邻居“住在隔壁，离得很远”。从某种角度看，对自身隐私的保护也是法律意识增强的表现，但是我们还是不禁要反思：难道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必须以人情作为牺牲的代价？我要向社会学家、建筑学家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把公寓房有私人空间的优点和弄堂里的邻里和??亲密关系结合起来，建设出更人性化的居住环境？ 　　记者：之前有“上只角”、“下只角”地域上的贫富之分，你觉得现在上海贫富差距拉大了还是缩小了？ 　　胡杨：以前只是地域不同，但是每家每户的月工资收入是差不多的，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分到了“上只角”的房子，不过并不表明比“下只角”的人家有钱。但是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贸滨江，汤臣一品等高档住宅区，房价非常高，而虹口、杨浦、普陀区里还有不少贫民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地区，即便是政府提供给难民住的廉租房，人均面积也在30平方米左右，每幢大楼里都有公用客厅，可以租用开PARTY，还有健身房和游泳池。加拿大政府对国民居住的标准定得很高。 　　记者：你拍摄上海近三十年，实际上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上海的变化。从横向看，在不同的年代各有怎样的特征，从纵向看，有怎样大的转变？ 　　胡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全国而言，上海人是很有自豪感的。当时上海每年上交给中央的钱占全国的1/6，许多全国名牌产品都出自上海，外地人以能吃上、用上、穿上上海产品为荣；八十年代，上海人发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纷纷出国留洋谋求发展，“一流人才走出国，二流人才进外企，三流人才留国企”；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上海的经济腾飞了，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人才，以及当年出国学成的人才都纷纷回流前来上海寻求发展，上海人又一次有了感觉。但同时又感觉自身竞争实力不强，上海人普遍太安于过舒适的“小日子”，缺乏竞争的勇气和闯劲。 　　记者：你觉得为何开放的环境没有影响到上海人，虽有经商头脑，但缺失了大胆创业的气魄？ 　　胡杨：上海人虽然“精明”但是气魄不大，缺乏做出“大手笔”的勇气，比较喜欢过舒适安逸的“小日子”。 　　 　　中产阶级更恋家 　　 　　记者：2004年1月到2005年2月底，你拍摄《上海人家》专题系列，总共拍摄了500户人家，包括富裕和贫穷的，以及中产阶层。不同阶层的人对“家”的理解、感受应该不同吧？ 　　胡杨：中产阶级更加留恋家，他们喜欢安逸的生活，注重享受。家对穷人而言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富人很忙，在外应酬不断，家就像宾馆一样。 　　记者：500户人家各有不同，但是否有某些共性的地方？ 　　胡杨：对。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都会将自己的家布置得很舒服，有装潢意识和爱美意识。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只有16平方米，但是他很巧妙地隔出了卧室、会客区、卫生间、吧厅、儿童娱乐区，可谓“螺丝壳里做道场”。有人家里穷，没钱买墙纸，就在墙上贴满了超市里的广告促销单，非常有特色；有钱人的家装潢布置就奢华讲究，有人把70、80平方米卫浴间的天花板和墙上贴满金箔；有人把浴缸放客厅里，边看DVD，边泡澡。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