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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大陆地区媒介素养研究社会环境 　　媒介素养研究进入大陆学者视野的第一个十年（1997～2006）后，数字时代已悄然来临。随着新传播科技与新媒体的加速发展、运用和普及，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新媒体对媒介环境乃至社会环境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媒介生态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十年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为理论探讨与介绍，较少社会实践；西方历时态的四种理论范式几乎是由于同时态地涌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而媒介素养研究史上的四次范式转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式，尤其是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体现出媒介素养理论与实践发展和社会对媒介问题关注重心转移之间的同步性。 　　中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应该立足于什么样的前提，又该以什么样的目标作为理论与实践推广的核心？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量中国语境，包括社会环境与媒介生态，因为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中国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也是中国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合法性构建的重要依据。本文主要讨论社会环境变化。 　　 　　信息化社会与消除知识贫困 　　 　　在信息社会中，决定人们社会地位和力量的主要因素不再是拥有传统财富的多少，而是信息的拥有量和处理、储存能力。信息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信息的接近权导致了竞争优势，知识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暴力与财富的控制地位，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贫困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切贫困之源。消除知识贫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命题。 　　消除知识贫困应该关注两个方面的建构：获取知识的途径和获取知识的个人主体地位的建构，而核心话语更表现为知识贫困者能动的主体地位的建构。问题是我们通过何种策略来建构知识贫困者能动的个人主体地位，获得和恢复其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和选择权的自由？ 　　胡鞍钢将知识贫困划分为获取知识能力贫困、吸收??识能力贫困和交流知识能力贫困。而获取知识能力、吸收知识能力和交流知识能力的核心就是媒介素养。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提升过程实际上就是扩展人们享有真正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自由的过程。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 　　 　　媒介化社会与社会秩序中介化 　　 　　社会的媒介化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的出现，而媒介化的突飞猛进则自电视普及之后。但即便如此，在新的媒介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出现之前，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依然是有限的。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后，社会的媒介化进程才开始大大加速。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成为不争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媒介融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建构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意义和个体意识，成为推动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核心动力。 　　中介，“指我们对我们身外的集团和文化形成认识的间接方式。”①“指的是界定、选择、解释和展示意义的过程。”②“中介”与人类相伴相随，随着人类传播的不断拓展，在数字时代更加被强化。受众一方面更容易接近、使用媒介，同时又更加受到各种媒介的控制，尤其是政治、经济势力对媒介的渗透。 　　社会秩序中介化的直接结果便是受众演化为电子受众。电子受众的一个独有特点是“具有一种控制意识并沉湎于传播交流，通过电子技术，这种传播行为得以向自身和他人展示。”③电子受众是一种排他性的成员身份，它受有意义的互动过程支配，这一过程涉及受众期待、所期待的受众反应以及日常生活情景中的身份构成――它越来越延伸出对信息技术的熟悉、拥有权和使用等因素。尤其是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新媒介普及以后，人们所需要应对的媒介环境更加复杂，对媒介的熟悉、掌握、运用成为终身的活动。 　　 　　构建公民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全球化、网络化的特殊际遇，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存在形式，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与制度条件，中国公民社会从此开始兴起。“以互联网兴起为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信息化转型必然造就一些新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公民的知情能力、评论能力和参与能力，都因信息畅通而得到很大的提升。” 　　美国媒介教育专家瑞妮?霍布斯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以下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地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主动寻求和包容多元信息与观点、批判性地认识社会、自由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这些本身就是构成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而这一切，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