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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认同球迷暴力行为研究 　　摘要：从“赛场管理”、“观众管理”的角度看待球迷暴力行为，更多的是怀着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规范，或者责任伦理学的观点。而将球迷暴力行为看做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分析其社会意涵，发现：球迷的暴力行为既是球迷对自己的一种绝对而全面的自我肯定，也是对“对手”的否认，是球迷实现社会认同的一种方式；而之所以摆脱不开暴力的使用，是因为球迷暴力“自身具有目的”的一面，对球迷而言，暴力具有内生的吸引力和无法取代的情感意义。球迷暴力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它不仅代表了一种从属于主文化下的球迷暴力亚文化，还能够构建产生社会意识与团结的集体记忆。管理部门首先要做的，是正视社会层面上球迷暴力行为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镇压”。 　　关键词：球迷暴力行为；社会认同；亚文化；情感价值；自组织系统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5-0093-03 　　在竞技体育赛场中，除了锦标的争夺、运动员的精彩表演外，赛场上最值得关注的恐怕就是赛场内外的暴力事件了。以近期的事件为例，2012年3月11日，季后赛半决赛山西与北京第四轮的比赛结束后，球迷在场馆外围堵北京队大巴车，并投掷杂物；3月21日，总决赛第一场，北京主场球迷全场“京骂”，并向广东队替补席投掷矿泉水等杂物。一时间，“赛场管理”、“观众管理”再次成为了媒介热议的话题。但我们往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球迷暴力行为就像是影子一样，一直都伴随着体育比赛，国内国外、以往现在，从未真正消失。从“赛场管理”、“观众管理”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怀着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规范，或者责任伦理学的观点，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而若想更客观地对待球迷的暴力行为，还是要从球迷暴力行为的社会意涵着手，从行为现象本身挖掘规律。 　　1 球迷暴力行为与社会认同的关系 　　从一般的暴力定义来看，暴力总与某种伤害有关。伤害是暴力行为的结果，我们经常是从暴力的结果辨识出暴力的行为，接着或往前探讨暴力成因的类型，或往后探讨暴力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及评价。但显??，暴力更应该放在某种冲突情境中来界定，在此情境中暴力行为的行动者（自我）与暴力行为的接受者（他者），构成了暴力之所以展现的两个先决条件。暴力的主体可能是个人、社会结构、自然或某种天命；暴力的他者可能是主体之外的任何他人事物，也可能是主体自身的身体或心灵。暴力是某个“不应如此”的事件发生，它建立在某种“本该如此”的条件基础之上。暴力的意涵既是暴力主体的一种绝对而全面的自我肯定，也是意指对他者的否认［1］。 　　加里?阿姆斯特朗（1998）强调社会认同对理解球迷暴力行为至关重要，“从本质上讲，球迷在参与暴力事件时，是为自己赋予不同的角色和身份。‘认同’的概念在球迷暴力行为发生原因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2］。弗洛伊德最先使用了“认同”这个概念，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范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社会认同则是指个体的自我概念中，源自于其对所属群体的了解、情感的依附，以及群体价值观的重要意涵，因此社会认同是个体与群体合而为一的知觉，例如某位球迷定义自己是某一自我区隔的群体（如“我是北京队的球迷”，或“我是北京人”），那么他便会知觉自己是具体或象征性的群体成员，认为群体的命运如同他的命运一样。 　　正如暴力的意涵所表达的那样，除了“趋同”，暴力行为还具有“差异”的一面。布迪厄（1990）就认为“社会认同在于差异、在于分歧，而分歧通过反对‘最近者’得到宣称，‘最近者’则代表了最大的威胁。因此，在社会空间的最小客观距离，可以与最大主观距离一致。”［4］所以，往往越是同城德比、越是成绩相当或实力相当球队间的比赛，球迷暴力行为越有可能发生。球迷暴力行为之所以能够建构群体身份，促成社会认同，主要源自于感知方面与“对手”之间的差异。球迷十分看重自己和“对手”在城市、区域、种族、宗教、民族或政治效忠等方面的差异。如全世界都熟悉的西班牙足球联赛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代表了左翼巴斯克民族主义精神，而皇家马德里则代表了右翼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再比如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京津大战”、“京沪大战”球迷火爆对峙的现象。哈里森认为，这是一种“贝都因人综合征”［5］，即你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你朋友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但某一时刻你的朋友可以成为另一时刻下你的敌人。于是，虽然北京与山西球迷对抗、北京与广东球迷对抗，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国家队比赛时，他们又会形成一个新的时空同盟，共享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情。 　　可见，球迷的对抗乃至暴力事件所涉及的并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双方只是要强调情感上的分歧，并且还是在一个限定的空间内，如球场。弗洛伊德曾经有这样的描述——“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6］，意思是为了体现差异，人们倾向于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