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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报道中侵权行为及规避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① 　　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它们仅仅是调查报道的起点而非终点。②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的重大意义。调查性报道有着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调查性报道的核心是暴露和揭丑；第二、调查性报道的主题是牵涉重大公共利益、公众极为关心而又有一些人或组织企图极力掩盖的事实；第三、调查性报道的采访应是媒体独立、原创性的工作，它一般会受到阻挠、镇压而比较费时、费力、有危险 ；第四、调查性报道的结果往往是震撼性的，它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某些权势或利益集团的迅速垮台。 　　调查性报道常常被称为新闻官司的“雷区”，也正因为调查性报道的上述特征，在实际操作中它也就不免遇到一些法律风险，像被控“失实”甚至“侵权”，是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经常面临的问题。 　　 　　侵害名誉权 　　 　　侵害名誉权，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者过失对他人实行侮辱、诽谤等，致使他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侵权行为。在世界各国的新闻史上，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总是和新闻报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新闻报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得记者，尤其是调查记者必须对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当事人的所作所为进行评论；另一方面，记者认识真相的过程又是极为艰难的，因此，即使是一篇经过认真细致调查的报道，最终也往往可能会有那么一些细节不准确，甚至会产生结论性失实的可能。 　　侵权的可能性无时不在。从1983年我国第一起媒体名人侵权案以来，已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因新闻报道而发生的名誉侵权纠纷案。1998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足球裁判陆俊上诉羊城体育报社侵害名誉权一案，是比较典型的一起名誉侵害案。在这起侵权案中，羊城报社的记者“肖晓”为猎取“轰动新闻”，听信他人提供的所谓“事实”，在没有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在《“首尾”之战场外音》一文中进行了轻率不负责任的报道，给陆俊的名誉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也给自己和所在媒体造成损失。③ 　　目前，由于我国舆论环境的日益改善，已有不少的记者在众多的新闻侵权纠纷中，将“公正评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抗辩事由来看待和运用。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少数当事人由于被揭露丑行，恼羞成怒而进行的恶意诉讼案也不少见，尤其是在与一些掌权者或利益代表者的对抗中，调查记者常常处于劣势。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正式的新闻法规，对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尚未作出明确的界定，在遭遇新闻纠纷时新闻报道的记者就很难援引明确的法律条文来为自己进行辩护，因此，有的媒体就作出了这样的疑问，自己以保护广大公民的利益为己任，那么保护公民权益的媒体的利益又有谁来保障呢？ 　　 　　侵害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以隐私权为侵害客体的侵权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 　　在调查报道中，对隐私权的侵害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因为调查事件内幕而粗暴侵入他人不受干预、隔离的私生活，包括调查记者在明星活动的区域架设采访用具、安插信息收集人员等等，从而造成当事人的不便。这方面以黛安娜被“狗仔队”尾追而命丧高速公路为典型。另一种情况是对他人私事的公开而造成当事人的烦恼，而这种公开是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或者说没有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之下发生的。2002年发生的香港媒体刊登刘家玲被绑架裸照一事就是对调查记者侵犯明星隐私的考量。他们在报道中不遗余力地对绑架案中的细节进行回顾，其中不乏很多不堪入目的细节，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④ 　　关于调查报道中的隐私权侵害问题，涉及到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这样一对矛盾。如果一味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调查报道往往会因为对信息的极端追逐而侵犯别人的隐私 ；而假若过分强调保护个人隐私权，又会无法去揭示事件背后重大的内幕，这样也造成对公众知情权的另一种伤害。为此，有的研究者主张尊重个人的“绝对隐私”，就是与公众利益关系不大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隐私，媒体应当绝对尊重，比如某次食物中毒事件中的儿童的个人资料就应当受到严格的保密，原因就在于这些资料对于他们父母之外的公众是没有多大利害关系的，而一旦公布则会对他们的父母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当然在需要借此对整个社会提出借鉴的情况下，媒体记者也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和减少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