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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吸烟与戒烟(下)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主旨发言中已经宣示，中国历来反对美国远涉重洋，侵略越南，主张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这也是全世界特别是法国人民的希望。中国代表团接待处终日来访者川流不息，有时候可以说挤破门槛。当然最多的是法国人，其次是法籍华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败局已定；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也精疲力竭。当时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由北洋军阀控制，以西方列强马首是瞻。眼看同盟国即将失败，又受英、法、美等国胁迫，也向同盟国“宣战”。因积贫积弱，无力出兵，只能派遣10万华工，从事协约国军队的后勤事务。好在当时远程武器不多，伤亡不大。战后协约国经济凋敝，无力遣送这些劳务人员，以至绝大部分人流落异乡。法国青年男子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中国劳工都是青年，不少人在法国娶妻生子，成为法籍华人，但乡土观念仍极重，这时听说祖国的大总理（他们都是这样称呼）兼外长周恩来到国联大厦开这样重要的会议，又是会议的压轴人物（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无论如何都要来表示一番尊敬之意。 　　有一天人不很多，我有机会同一位叫杨双喜的山东“老乡亲”攀谈。我是河北人，山东、河北统称“老乡亲”。他当年56岁，看样子只有50上下，他说起自己的名字，“喜什么，当时谁有碗饭吃，会跑到外国卖命当华工？说是二十元安家费，上边克扣五元，十五元卖了命。” 　　杨双喜很幸运，战时没有死在运送弹药的战场上，战后流落在法国，同一位姑娘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前年写信回家，知道父亲已死，母亲健在，家乡已经土地改革，他家分了房地，生活过得不错了，“过两年，等孙子高中毕业了，一定带他们到新中国去看看。”他对我说。我对他说：“是得回去看看。保险全村欢迎你们。不过你要注意，你恐怕不再认识你那个穷泗水了。” 　　欧洲人和中国人不同，看到接待处桌上摆着我国当时生产的最好的“中华”烟和“双喜”烟，都会感到新鲜，总要吸吸试试，有人临走还带上一盒，留作纪念。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发现了，就说，咱们代表团的同志不要吸??中华”、“双喜”了，招待外宾，作为礼品。代表团则公费买些“三五”烟供大家用。对“黄三五”烟，很多人闻名久矣，但过去谁也没有吸过，现在可以任意取用，不限额度，天下竟有这等好事。 　　日内瓦会议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号称“小联合国会议”的重要会议，备受世人注目，当然也是新中国新闻界最大的热门。人民日报派出总编辑吴冷西任记者团团长，分管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吴文焘任副团长，我当时为报社总编室主任，也任记者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新华社派出李慎之、言彪（此二人列名代表团人员，可以参加大会，便于写大会新闻）、沈建图、杜宏、李平等人，同我们住在一起。北京其他主要新闻单位也都派出记者采访，著名老新闻工作者刘思慕也参加了记者团，我已记不起他代表哪个新闻单位了。 　　这里还要说说沈建图同志，他是印尼华侨，抗战初期回国参加抗战，也在太行山。他长得黑壮，英文极好，可以不写稿子而直接用英文打字机发稿。但汉语讲得极差，磕磕巴巴，词不达意。1942年“五月反扫荡”，我们在辽县十字岭分散突围。在辽县、涉县之间，他被涉县民兵截获，从长相特别是语言上，被民兵认定为日本侦探，要砸他的“杏核”。“砸杏核”是一种酷刑，把人全身绑得结结实实，身下放一块比较平整的石板，然后用石块猛砸人的头部致死。当时正在“反扫荡”紧张之时，敌我穿插混处，打枪怕惊动敌人，所以想砸他的“杏核”。正在命悬毫发之间，我们转移路经此处，才解释清楚，救下了他的命。没想到沈建图、杜宏、李平这些好同志，竟在不久后前往万隆开会途中，死于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的空难。 　　我们的记者团在日内瓦包住一家名为“瑞金那”的中型旅馆，从入住那天，就总有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在进门处的酒吧间静坐，面前永远放着一杯酒。但愿他是在保护我们。时间长了，人头也熟了，我们进出门，总是与他点点头，笑一笑。我们后来还送过他两次茅台酒，他表示万分感谢。几个月下来，也算交了一个不知名的瑞士朋友。 　　这时代表团得到一个情报，说国民党特务将有动作，要稿“策反”活动，重点之一是记者团。李克农同志立即把我找到“别墅”，详细研究对策。这座“别墅”是瑞士一位大资本家的避暑地，比较僻静。我代表团为了周恩来总理与其他国家政要晤谈方便，临时租用，我们都称之为“别墅”，以同代表团成员租住的大型饭店“波黑娃士”和记者团租住的“瑞金那”相区别。 　　李克农同志是代表团副团长，总揽一切事务。他说：“这个情报要严重注意，不可丝毫疏忽大意。但我左思右想，敌人这次可能还是枉费心机。代表团人员都经过仔细审查，记者团也经过反复考虑，估计不会出什么大的事情。虽然如此，也绝不可大意，有什么情况，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他还提醒我，对经常在记者团饭店门口的那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