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李成贵“三农”情结.docVIP

青年学者李成贵“三农”情结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从小就知道农村的苦，农村的难，关注‘三农’不是我的选择，是我的宿命。” 　　说这话的时候，李成贵和记者坐在王府井新东方广场一家地下茶座里，周遭坐了许多打扮入时，满嘴时髦语言的年轻人。虽然李成贵尽量压低了声音，但是偶尔的“语出惊人”仍然不时引得那些“80后”和“90后”们侧目。 　　“现在我在北京的家，对于老家张北的乡亲们来说，就是银行、医院和法院，他们到北京来，大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我的角色也就随时跟着他们的需求而变。” 　　李成贵没有注意到身边那些好奇而不解的眼神，也或许，是他根本就无暇顾及，他言语所及，并没有为做这些而感觉到负担，反而似乎嫌自己做得还不够。 　　在这位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的名片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民盟中央经济与区域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三个头衔赫然在列。他当然还有许多头衔，而他单单选了这三个，而且把涉农研究的头衔放在第一位，“三农”问题在他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杜老是李成贵极为敬重的长者和良师，他的话给予了李成贵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鞭策 　　 　　李成贵1966年出生于河北省张北县一个小山村世代务农的家庭，幼时家贫，但聪颖好学，深得师长器重。1983年考入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系，系统地学习了农业专业知识。1987年，大学刚刚毕业的他又以总分接近400分的高分考入西北农业大学攻读农业史硕士学位。在西农求学的三年，他潜心阅读了大量的古籍，这不仅培养了他严谨的学风和一流的写作功力，而且使他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比一般的学者多了一种历史意识。中国五千年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漫长的农业文明史，这无疑为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正是基于这一考虑，1992年，李成贵进入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师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牛若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又是三年寒窗，学习了大量的经济学经典理论，特别是对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有着融会贯通的理解。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农科院研究生院优秀毕业论文，是建院10多年以来农经专业的首篇优秀论文。 　　1997年初李成贵发表了《论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与效率水平》，得到了著名经济史专家黄宗智先生(Philip Huang)的高度评价，称赞该文是“研究过密型增长上百篇文章中最有见地的一篇”，“大有青出于蓝的感觉”，称赞李成贵“是继严中平(经济史大家)先生之后天才的一代”。这一年，他刚刚31岁。 　　1999年他出版了《中国农业政策：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在这本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编而成的书中，他详解了自己理论体系和论证逻辑，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农业政策的理论框架，以其深刻的理论原创力、厚重的现实意义、鲜明的价值观以及在理论框架下对历史的成功解读，得到了学界、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好评，被誉为“开示奥蕴、嘉惠学林”的佳作，并获得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003年非典期间，李成贵撰写了《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一文，杜润生先生读后深为赏识，还专门与6位年均在75岁以上的老先生同李成贵进行了座谈。后来有记者去采访杜老，杜老向记者推荐李成贵，说“这个人水平高，学问大，比我大”。杜老是李成贵极为敬重的长者和良师，他的话给予了李成贵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鞭策。 　　“减轻农民负担就是减轻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就是增加我的收入，”这是李成贵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涉农学者，李成贵始终自觉把自身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的国运相结合，9亿农民是他日夜的牵挂，他的心中始终萦绕着难以割舍的“三农”情结。他说：“我早已过了以出身农村而自卑的阶段，学者奉行以学术报效国家的原则，我在研究‘三农’问题上有些优势，我的忧乐皆在其中。” 　　天道酬勤，李成贵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应有的回报：研究成果7次获得中央领导批示，5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奖，2次获得民盟中央参政议政优秀个人奖。2004年5月作为专家组组长随丁石孙副委员长赴四川进行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调研。2004年7月2日，作为民盟唯一代表，参加了温家宝总理主持并有多位国务院领导出席的党派经济专家座谈会，就农村形势与政策问题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温总理的好评和鼓励。他主持并执笔完成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体系研究》获2001～2003年农业部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执笔参与完成的“安徽、吉林粮食直接补贴评价和政策建议”获国家粮食局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最早提出“增省、撤市、强县、并乡”的关于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结合主持的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提出中国粮食问题的“三不”观点对学术界和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即：(1)不要过多担心粮食安全，提出要实现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