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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无法忽视戏剧状态 　　2011年底，上海剧场一片繁荣。10月18日开锣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引入国内外诸多精彩舞台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承办的第七届上海国际当代戏剧季紧随其后，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台剧目接连上演，颇具国际水准的舞台作品令岁末的安福路剧场精彩纷呈。进入12月，上海大剧院演出国家大剧院经典作品《简爱》，文化广场连续演出24场法国经典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人民大舞台上演台湾果陀剧场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岁末的上海可谓好戏连台。 　　在热闹的主流剧场之外，位于凯旋路的可?当代小剧场、上海西南下只角龙漕路的下河迷仓、长宁文化艺术中心的虹桥当代艺术剧院，也正连番上演着由本地民营戏剧团体或个人制作的剧场作品，法国让-吕克?拉嘎尔斯的《爱的故事（最后几章）》、荒诞大师尤涅斯库的《课堂惊魂》、法国剧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的《没什么》、聆舞剧团的《鱼仙》《暗房》、以及草台班的集体创作《小社会》《人间一壶酒》等，这些独立剧场作品，无论从编导者本身，还是从作品的原创性、艺术技巧及思想深度，均为上海戏剧圈内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2011年岁末，记者集中对沪上以原创实验先锋戏剧为制作主体的民营戏剧团体或个人进行深度采访。在当下消费环境中，戏剧原本“小众”，而民间实验戏剧更为“小众中之小众”，媒体资源不足、行政扶持力度不够、剧场难进、演出成本昂贵、体制不顺、拓展市场不易，是他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下艺术创作题材空乏，脱离现实、忽视当下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当泛娱乐化力量入侵并笼罩话剧市场时，这种弊病尤为显著。原本“小众”的戏剧艺术在一片虚假繁荣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坚持原创性和非主流商业性艺术的民营戏剧团体或个人、及其介入社会关切现实的剧场作品，又获得多少社会关注？ 　　 　　“社会生活是剧场主要关心的对象，逼问的过程便是戏剧” 　　12月4日晚，可?当代小剧场人满为患，过道上坐满了观众。疯子急促且疲惫地穿行在剧场中，寻找一种提高白血病患者凝血度的稀有药物――这个故事取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2010年夏天，疯子为罹患白血病的父亲寻药，在寻找纤维蛋白原的过程中一路碰壁，一路体会死亡的迫近。父亲临终前，疯子的女儿降生。这一生一死、一喜一悲，同时走进疯子二十多年的生命体验中，他将这一个人体验搬入《小社会》第二卷，在剧场中为父亲寻药的同时，也在为这个生了病的社会寻一剂可供医治的良药。“药有哇？”他颓废愤世、却又不放过任何希望，逢人便问。 　　在《小社会》第一卷，疯子将他和一位妓女朋友的故事搬入剧场。“我认识她很多年了，奇怪的是我们一直保持朋友关系。当我们看这个社会时，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但这个社会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又如何可以同情她呢？我相信这里面探讨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社会结构层面的关系。我想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理清楚了，‘关注底层’这件事情也许会理解得更通畅一点。” 　　《小社会》系列是草台班于 2009年及2010年推出的剧场作品，沿用了以往集体创作、个人演出的模式，以表演者对社会的细致观察为创作素材，呈现城市中被忽略的各色底层小人物的悲苦欢喜。“将这些不相关的独立故事通过‘复合散点’的方式建构在一个框架中，形成某种人生的厚度或意义，在一个无法改变或者说改变能力极其弱小的时代，通过这种个人形式的艺术创作及所带有的能量，或许可以揭示社会与个人的命运关系，让参与者有一定的醒悟、疗伤、思考。”导演赵川坦言。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是剧场主要关心的对象，剧场通过一定的方式去逼近自己的、个人的和社会群落的真相，逼问的过程便是戏剧。它不做戏，而是催促戏的发生，是一个民众能够自主而又自信进行表达的公共生活环境。” 　　草台班的主要创建者赵川是文字工作者，得过包括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在内的多项海外文学奖项，出版过小说和散文集。他从文字写作到剧场实践的身份转换，源自多年前的一次剧场实践，“文学有时候很孤芳自赏，得到的回馈也非常间接，而剧场立竿见影，有更强的社会性”，剧场让赵川找到了一条迈向公共性的途径，他以“草台班”为名，强调团体的草根性，激励戏剧之外的普通人走进剧场进行自主表达。剧场的平民性促使像疯子一般的都市青年在剧场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表达机会，借以理顺自己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可能关系，因而，“草台班”聚集了来自不同阶层却想“说话”的一群人，他们中有公司白领、打工青年、在校学生、家庭主妇、无业青年。 　　在“剧”和“社会场”之间建立有效关联，是民间实验戏剧团体普遍的创作指向。2011年11月日本东京剧场艺术节，将进场的纪实环境戏剧《江河行》以其深刻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获得戏剧节提名奖。这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纪实性剧场作品创作于2009年秋季，导演臧宁贝以他和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