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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视阈下语言观及话语规范比较研究 　　摘要：中西方对语言的关注热度呈现出时代的差异。中国文化早在先秦时代就对语言有着极大的关注，使语言的探讨成为显学，在此之后，对语言的关注逐渐式微；而西方文化明确地以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则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最终奠定。对中西语言观与话语规范进行比较研究，以中国先秦时期的语言观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的语言研究为案例，以道与言、名与实、言与意三个问题为论述线索，比照中西语言和话语规范的异同，可以为中西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提供哲学文化的视野。 　　关键词：语言观；语言哲学；言与道；名与实；言与意；语言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124-07 　　一、问题的提出：名与概念 　　中西方对语言哲学的关注热度呈现出时代的差异。按照通常的看法，中国学术对语言的研究繁荣于先秦，可分为儒、道、墨名三派。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主要从言对人的道德和国家政治环境影响人手探讨语言；老庄代表的本体派，主要从言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即言能否命名、指示或交流道立论；墨家、辩者、荀子、韩非子组成的逻辑派，主要从研究思维形式，即概念、判断和推理来探讨语言。在语言哲学兴起之后，西方的语言哲学探究基本上覆盖了本体、认识、道德以及逻辑等各个领域。如以对“being”的分析为人口来探讨西方“是”的形而上学，以“语言是实在的图像”的视角来考察语言与实在的本质，以“善”如何进行语言界定来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以“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来探讨语言的表达逻辑以及人的思维形式。可见，中西语言观及话语规范具有可比之处，也具有可通约性。限于篇幅，本文将以对中国哲学的道与言、名与实、言与意三方面思想的阐述为线，参照西方语言哲学来比照中西语言观及话语规范的异同之处。 　　“名”作为先秦诸子语言学讨论的重要方面，是各家思想交锋的联结点。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名”的特殊内涵和作用。很多学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常常将“名”理解为“名称”或“概念”，但并未注意到“名称”和“概念”之间的差异，??没有充分说明中国古人将“名”理解为“名称”或理解为“概念”哪个更为恰当。这种方式并没有深究“名”在中国哲学语境中的特殊性，将其逻辑化，从而等同于西方的“概念”。因此，我们有必要澄清“名”、“名称”和“概念”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才能弄清将“名”理解为“名称”还是“概念”哪个更为合适。 　　对于中国古代“名”的理解，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伦理之“名”（或政治之“名”）、逻辑之“名”（或方法之“名”）、名称之“名”（或符号之“名”）。关于伦理之“名”，温公颐认为这是一个由孔子开创、孟子继承、稷下唯物学派追随而由荀子和韩非完成的思想脉络，其核心是以正名实现正政。这主要是从“名”的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上进行阐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名”最为显著的特色，历来并无异议，但并未对“名”本身做出明确界定。关于逻辑之“名”，胡适《先秦名学史》探讨先秦各家阐述各自思想中所贯穿的内在逻辑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即是这个学派的名学（逻辑）。这一观点成为将“名”等同于逻辑或概念、将“名学”等同于逻辑学的先河。关于名称之“名”，曾祥云认为：“从现代语言符号理论来看，名即事物的名称、符号，它属于语言符号的范畴。”这一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如张汝伦认为：名实关系中的“名”，肯定不是名词或名称的意思，而是具有与概念相似的特征。因为“名”同样可以规定事物（实），“名”并不是一个人为制定的符号，“名”和“实”是具有确定的对应关系的，二者的连结不是偶然的，不能随意变更。张汝伦还明确指出，“名”不是符号或名称，而是用来发现和辨别事物，使事物得以显现的工具，是事物的本质规定。此三种观点哪个更为恰当，需要我们在对“概念”的分析之上得出结论。 　　格拉切在探讨形而上学研究的一些特殊事物中认为，至少有三种对于概念的理解：首先，概念可以是人心中发生的一个事件，是人心中呈现或延续的事物，这常常被称作“观念”；其次，是所理解的词项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概念和本质是一致的；再者，概念是作为一些人或所有人坚持、否定或思考的观点。将格拉切的区分总结起来，实际上只有两种对于概念的理解，即“观念”和“本质”，但前者是一个很宽泛的理解，并不能凸显西方思想中概念的特性。为此，我们要以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研究“概念”定义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作为参照来分析。 　　首先，从“名”和“概念”的来源看二者的不同。“名”的产生始于具体事物，人的感官在心的主宰下对事物的色彩、气味、声音、口味、外形、情绪做出区分，然后以名描述，并通过约定俗成的过程逐渐为人所接受。苏格拉底认为通过使用归纳法，从具体事物开始，但不是对具体事物的简单区分，而是要经过一个从个别到特殊最终达到普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