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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移孝为忠”说困境与超越

《孝经》“移孝为忠”说困境与超越   摘要:《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3-0057-07   一、《孝经》“移孝为忠”说的提出与存在的问题   《孝经》是先秦儒家阐述其孝道观的一部著作,孝与忠的关系之阐发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孔子曾说过:“孝慈则忠。”(《论语·为政》)但这只是孔子将孝慈的品格内涵扩展之后提出的一种做人之准则,与忠君没有直接关系。孔子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关系是具有相对性的,它以“礼”为条件,而与“孝”亦无直接关系。《孝经》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①《孝经·士章》云:“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广扬名章》又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这是《孝经》孝道观与早期孝道观的一大不同。在《孝经》的孝道思想中,事亲只是孝的一个初级阶段,而事君处于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说,忠君是孝的必然发展,也是个体建功立业的最重要的凭借,这就由早期强调家庭伦理之孝转变成强调社会政治之孝,“孝道”也由此向“孝治”转移。自汉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推许《孝经》,他们不仅看重“孝”对稳定社会的巨大功效,更试图以“由孝而忠、忠孝合一”的人生设计来规范士人的思想与行动。    事实上,在宗法社会中,由“治家”向“治国”的转移具有逻辑的必然性,“移孝为忠”在中国“修齐治平”的传统历史语境中亦自有其理论的自洽性,但其中也存在两难选择:当孝与忠发生矛盾时,如何求得忠孝两全,抑或去此而存彼?当同样是《孝经》所宣扬的敬爱父母所遗之躯体、“不敢毁伤”的主张受到君王的无情打击时,孝子又将如何全忠尽孝?对于这个问题,历来的《孝经》注疏与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②。明末大儒黄道周“移孝为忠”的人生经历及其与同僚杨嗣昌关于“夺情”的论争,为我们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二、从黄道周的经历看《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另一种演绎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州漳浦县铜山深井村(今属东山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殉节于唐王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笔者之所以选择黄道周,就在于他是一个合乎传统孝道的孝子。理学在明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理学基本经典的《孝经》也得到了明朝历代帝王的重视,明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即有意识地自上而下推行孝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导向。黄道周故里漳州为朱子“过化之邦”,孝道彰明,他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极其重视《孝经》。他在《孝经集传》序言中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1〕他将《孝经》作为立身之基、治国之本。其门人洪思于《黄子讲问》中云:“夫子忧曰:士者必不复谈敬身之行,人心乃遂至此哉,吾将救之以《孝经》,使天下皆追文而反质,因性而为教,因心而为政。”③在传统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晚明,黄道周尤其看重《孝经》的教化功用。他在《〈诗〉一房制义序》中也说:“泛泛看房稿,不如诵《孝经》。”④他本人亦身体力行,洪思《收文序》说他“其学皆可以为《易》,其行皆可以为《孝经》”,并概括说:“夫子之道,忠孝而已矣”③。《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综观黄道周的一生,可见其人生道路基本符合《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未入仕时,黄道周在家躬耕以养父母,辛劳备至。如洪思所言:“子耕于铜山之下,以事二人。时负米归,则与兄把锄,必十指出血也。”〔2〕虽如此,黄道周仍然认为自己事亲不力,以致家境贫寒。其父殁后,他悲哀欲绝,即使在仕亦念念不忘回乡庐墓;他事母极孝,母亲去世后,七日不食;于妻、子皆以孝顺言传身教。而居官时,他移孝为忠,心忧国事,秉承《孝经·谏诤章》大旨,敢于谏诤。当时即有论曰:“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3〕。从天启朝的触忤阉党、辞官归乡,到崇祯朝的屡次上书直谏、被贬入狱,再到隆武朝的出师抗清、慷慨就义⑤,其确如洪思《收文序》所言:“立臣子之大节以归于《孝经》。”③但是,与黄道周践行《孝经》的不遗余力相比,在他身上,忠与孝的两难亦体现得异常突出,其“移孝为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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