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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农民工文学形象塑造价值判断 　　摘要：价值负载“空缺”是农民工形象塑造的显著特点：作者既不以人物的“落后性”来展示人物的负价值，从而间接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也不以人物“先进性”来展示人物的正价值，从而直接从正面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农民工形象的特殊价值负载状况与作家的双重视角密切相关。“道德”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是导致创作主体内在价值冲突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农民工；类型小说；类型人物；社会义愤；价值负载；价值冲突 　　中图分类号：14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117-07 　　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在1980年代中期滥觞，进入21世纪之后成为一股创作潮流。农民工题材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有钱有势的老板、随意驱使工人的经理与厂长、令农民工畏惧的警察与城管等城市管理者等等，但作品重点描写的是以“打工”方式求生??、求发展的农民工。农民工形象塑造是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核心。与新时期其他类型小说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农民工形象塑造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个性主要体现在价值判断上。本文从三个层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主流”农民工形象的基本类型 　　农民工题材小说以展示城乡冲突、描写农民工都市生活、揭示农民工精神世界为其主要描写内容。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主题与审美体验，作家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农民工形象。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形象的审美主色调是“冷色”，这种“冷色”来自人物的“悲苦性”，亦即“悲苦性”人物是农民工的“主流”形象。人物的“悲苦性”主要表现为人物的生存艰辛与命运多舛，在此我们将冷色调的人物粗略分为四种类型： 　　（一）生存艰辛型人物 　　出卖苦力的农民工是生存艰辛型人物的核心群体。他们主要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取报酬，建筑工地与车间是这些人物的主要劳动场所，摧残性的繁重体力劳动、微薄的劳动回报、有产者毫无怜悯之心的剥削，是导致他们生存艰辛的关键因素。罗伟章的《大嫂谣》、许春樵的《不许抢劫》等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大嫂谣》中的大嫂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家庭而到城里打工，五十多岁的女人像男人一样出卖体力，先后经历了病痛、工伤、黑心老板的折磨、企业主逃薪等一系列挫折与打击。在《不许抢劫》中，杨树根等来自大山深处的贫困农民用健康和生命换取微薄报酬，他们历尽坎坷最后拿到了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此时有的人被关进了监狱，有的人因长期吸入有毒气体而离开了人世。 　　（二）精神困顿型人物 　　这类人物的“悲苦”主要来自精神危机与价值困惑。精神的苦痛来自多个方面。在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李肇正的《女佣》等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痛苦来自灵魂的撕裂。《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的小学教师为了圣洁的爱情而与爱人一道逃离家乡，但艰难的都市生存迫使他们抛弃爱情，小学教师不得不接受妻子卖淫的现实，于是他成了以磨刀方式宣泄痛苦的“磨刀人”。“磨刀人”的精神痛苦主要来自男人的尊严被践踏之后的羞辱和找不到报复对象的愤怒。在《女佣》中，乡村少妇杜秀兰的痛苦来自她做出“发展”决定之际的惶惑，以及实施“发展计划”罪恶感和背叛丈夫的愧疚。杜秀兰等女性的痛苦尤为剧烈：为了生存或改变命运，她们不得不忍受尊严被践踏、人格被侮辱的辛酸，使用身体这唯一的资本与城市进行交换，她们同时还不得不承受与传统操行决裂的苦痛及乡村道德的谴责与重压。 　　（三）沦落型人物 　　沦落型人物可以分为两大类型：道德层面的堕落型与法律层面的犯罪型。堕落型人物主要是年青女性农民工，其堕落行为主要是“卖身”。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刘继明的《送你一束红花草》、吴玄的《发廊》、徐泽的《不要把我当人看》、王手的《乡下姑娘李美凤》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或因生活所迫，或迷失于都市的诱惑，或为了实现自己的“都市梦”，“沦落”的原因各不相同。都市的诱惑是“沦落”的主要原因，《不要把我当人看》中的一段独白揭示了都市诱惑与“堕落”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座城市的夜色是灿烂迷人的，每一个霓虹灯闪烁的色彩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生活在这种诱惑下的女孩们随时都可能成为欲望的奴隶。”犯罪型人物主要是男性农民工。《一个谜面几个谜底》中的老六，《子弹》中的李有财，《泥鳅》中的蔡毅江、小寇、小解，《城市流民》中的田七，《我流浪，我悲伤》中的王二，《抢劫》中的“他”，都是被动性犯罪人物的代表。这类人物的犯罪都是“被动性”的，即客观条件促使这些人物犯罪，这些人物没有原发的犯罪动机。沦落型人物的人生结局一般都是悲剧性的。 　　（四）打拼型人物 　　或为生活理想而拼搏，或为改变生存现状而挣扎，或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奋斗，打拼型人物都有过艰辛的付出，但他们的结局却大多归于黯淡。在张伟明的《下一站》、《我们的INT》中，雄心勃勃的打工仔只能不断“潇洒”地走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