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经营之道.docVIP

《新青年》经营之道 　　说到新文化运动，便不得不提及《新青年》。从最初的四处谋生，到中期的大放光芒，再到后期成为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走过一条非同寻常之路。在宣传新文化、启迪新思想方面，《新青年》厥功至伟。胡适后来在书信中曾提到，“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然而，《新青年》并非自创刊之日起便名扬天下。从一“寻常刊物”发展成为“时代象征”的期刊界旗舰，《新青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功与其经营手段密切相关。 　　《甲寅》精神之继承 　　1914年5月10日，《甲寅》杂志创刊于日本东京，由章士钊任主笔。《甲寅》杂志是《新青年》创刊之前最具影响力的进步刊物之一，并与《新青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研究《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史料。 　　经济是一切活动的保证，陈独秀在谋划创办《新青年》之前，不得不四处奔波。《甲寅》杂志创刊后，陈独秀也东渡日本协助编辑。《甲寅》后因刊登了《帝政驳论》，遭到查禁。早在“二次革命”之后，陈独秀就来到上海，计划与亚东图书馆创办杂志。因亚东图书馆更看好已具影响力的《甲寅》而不愿投资，创刊计划遂遭搁浅。《甲寅》被查禁之后，陈独秀再次来到上海找到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商议创办杂志。汪将陈介绍给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答应每月支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月出1本，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才更名《新青年》。由于《甲寅》杂志在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创刊初期的《新青年》对其多有借鉴。 　　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多有因袭《甲寅》的痕迹。如《甲寅》篇首的“政本”，《新青年》的开篇也由政论文构成。《甲寅》设“通讯”栏以便与读者沟通，而《新青年》则安排“通信”栏来和读者交流。《新青年》设“文艺”和“大事记”对应《甲寅》的“文录”和“时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增设“随感录”则基本与《甲寅》一样。 　　在办刊理念上，《新青年》也是对《甲寅》的继承。陈???秀借“读者之口”表达“自己之意”，通过“通信”栏目，直言不讳地点明二者的渊源。第二卷第一号“通信”栏刊登了“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来信，来信提到“前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第二卷第二号载王醒农来信，称《甲寅》说理精辟，查禁之后吾辈青年，犹如失去慈母，希望《青年杂志》能够将其薪火相传。第三卷第三号载安徽省立第三中学学生余元睿来信，称赞《新青年》是《甲寅》的继任者。诸如此类的来信有数篇之多，所有这些虽然是读者们的希望，更是陈独秀的初衷。通过阐述《新青年》与《甲寅》的渊源，招揽读者群，宣传新理念。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被人熟知的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新青年》，在其创刊之初名为《青年杂志》。《青年杂志》意料之外的被动改名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便以《新青年》的名称面世。该卷第一号篇首登载了陈独秀发表的以“生理心理”而非“年龄”的标准来区分新旧青年的政论，“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新青年之资格也”。陈独秀对“新青年”的独特定位使《新青年》声名鹊起。 　　第二卷第一号还发布这样一则通告：“本杂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赞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通告》意在说明杂志是应读者的要求而改名，刻意凸显杂志的全新面貌。 　　当有读者来信询问《新青年》是否《青年杂志》改名而来，若非《青年杂志》改名自己将“弃此不读”时，陈独秀仅简单回复《新青年》即《青年杂志》之变身，二者皆由自己所主撰，并未具体言明改名原因。以至于后来史学家在评价《新青年》改名原因时，认为陈独秀应读者的希望，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这是后人想当然的臆测。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时道明了其中的真正原因。事情的缘起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写信给群益书社（前七卷均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指责《青年杂志》（月刊）与他们创刊于1901年的《上海青年》（周报）雷同。出版商陈子寿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商得陈独秀同意，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因势利导，利用此次改名机会，调整了编辑方针，使新锐思想更加突出。对改名原因的另类设计与安排，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