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个前线刊物诞生.docVIP

记一个前线刊物诞生 　　本刊晋西版已在去年十一月一日在山西兴县出版了。这篇动人的报告是该刊编者在敌人扫荡未被粉碎前所写的。——编者 　　年末，华北油印石印大大小小的刊物也渐渐被后方的人士所重视。常常看见报纸上用稍夸耀的语句说起华北前线和敌后的文化工作了。可是朋友，你要知道这儿的“文化工作”是怎样做的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前线期刊是怎样诞生的。我告诉你我自己的故事。 　　今年六月，我衔延安中国青年社命到晋西为她办一个地方分厂。 　　收拾好行李出发了。我简单的行囊里包括着报头，木刻原版，社章，文稿。我把它们负载在自己肩头的挂包上，用我的两脚，量过了八百里地山路（真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啊！），从延安走到了黄河边。 　　来到河边的蔚县城，我们听见敌人的炮在河东响，我站在山坡上，看见敌人在晋西扫荡的炮烟对着河西。我准备冒险过河去，可是河那边送过消息来，说是非战斗人员已经撤过河了。在猛烈的摇荡中间，出版工作发行工作都不能继续进行，河那边仅有的一张石印报《新西北》和一张油印报《五日时事》都停刊了。文化工作人员们，除了随队伍打游击，就都过了河。我呢，到这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停止在中途住下。 　　我住在河边，没有一天不着急我的刊物。自己想着，这样一住下去就把它拖延了这么久，该怎么对得起派我出来的任务？可是那时候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在河边住了两个月，刊物也跟着我在没出版以前就先停了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战事平静，随着队伍过了河，才着手刊物的准备工作。 　　头一件事，先物色助手。找了两个仅能勉 　　强执笔的中学生，就要建立起我们的社。这个“社”除了我们三个光人，一间空房，几份卧具以外，是地地道道的家徒四壁。图书杂志，参考资料，大小毛笔，黑红墨水……一概全无。连一个壁报编辑应有的那份安当都没有。我不认识这边文化界的任何一个人。只凭着自己一张嘴和“想当然耳”的编辑计划，就开始工作。 　　我自己想想，自己人生地疏，要拉开场子，也得先拜拜江湖，认识地方。将来要文章，也得靠这边的文化界朋友。于是决定先拜访晋西的文化人和作家。 　　我曾四面打听过，别人就把晋西出产文化人的地方数给我听……再没有了！那个朋友说得干脆：“晋西原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地方。” 　　可是我不能听这种丧气话，我依照他说的，一处一处地去轮流拜访。这些团体相离都有几十里。我骑着马走，绑着草鞋走，寻到那些有各种古怪名字的山沟，寻到那些山背后的小村和土窖洞，在土窑洞的炕沿上会见了这几个团体的人，——几个在林莽中辛勤的挥着锄头的可敬同志。当我向他们说明来意之后，他们差不多都是诚恳多于客气地告诉我：自己多少做过文化工作，从不曾是文化人，更不是作家。其所以会做了现在这工作，原则是和我一样的，只是为了文字还通顺，而且这里是华北啊！别的人也告诉我，这几位同志差不多都是军队的政治工作员。假如我称他们“作家”，他们会以为我是有意奚落他们，会红脸生气的。 　　这可怎么办呢？刊物总得有稿件，稿件总得有人写。可是这里没有作家，缺乏文化人，缺乏后方一般期刊所应有的人力，缺乏应有的团结在刊物周围的活动分子，缺乏一个以执笔作文为经常工作的写作者之群。——无中生有，砂里淘金，我焦急地左思右想，就想出了一条谁也反对不了的天经地义大道理：“既然这儿谁也不是作家，那就谁也都是作家了！”谁也不能写，就是谁都能写。任何人都是刊物的写稿人。 　　我放心大胆地去找人，要稿子，我找过军队的青年干事，政府的秘书，青救妇救农救的县干总，初小教员，刚脱离生产的青年农民，合作社 　　店员……九流三教，诸色人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生平第一次碰到刊物的编辑来向他们要文章，差不多都是一听见我说出来意就大吃一惊，差不多都是立刻就说：为刊物写稿对于他们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自己根本就不会写文章。但是，不论我的作者们怎样胆怯，我不管。我说尽我所能想出来的话。告诉他们：这不要紧的。这刊物和别家不一样，就要这些不会写的人的文章。这样，我们东跑西跑，到乡村，到山沟，到几十里外，找着各种样子的作者。渐渐的，编辑室桌上的稿件就集起几寸高了。 　　有了稿子之后，就要进行看稿和改稿。我翻着桌上从各个地方来的，有光纸，麻纸，毛边纸，旧书的反面，毛房用的手氏……各种纸头上写的各种七斜八歪的字迹。心里一面泛溢着欢喜，一面实在有些发愁。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我的作者们大半是从没有写过文章的。不必说内容，有许多是辞不达意，是哆嗦不堪，是错字连着欠通的文句。而且因为他们从没写过文章，写出的格式几乎很少是印刷厂肯拿去排的。用稿纸的绝无仅有，许多人用横行写，许多人不分段，不标点。很多写的一塌糊涂，写着只有晋西北人认识的简笔字，字小得像绿豆。 　　十来个晚上，点着小学历史教科书上书的豆油灯盏，我和两个社友细心辩认着这些模糊细小的字，窜改着文句，然后一字一字替他们抄到我们自己手印的稿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