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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官当制度发展与终结 　　摘要：作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官当制度经历一个逐步成型、发展成熟、突然消失的过程。它是古代官僚等级特权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唐代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立法追求理想的制度之美，官当制度日益定型；宋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立法执法追求宽和，官当制度发展成熟；南宋时期，法律规范的修订已经透露出统治者对官当制度的不满；元朝以后，官当制度突然消失，但以官抵罪的情况仍盛行不衰。官当制度的发展演变，是以优待士大夫為前提、逐步加重惩治犯罪官员的过程，它使官员能够利用职务抵消法律惩罚，造成官员与平民、官员与官员之间不平等。官当制度走向终结，使周密细致的法律被摒弃，扩大统治者任意执法的空间，这是古代法律制度的倒退，也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强化过程中符合逻辑的结果。 　　关键词：官当制度；唐宋法律；法律特权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074-06 　　作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官当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成型、发展成熟、突然消失的过程。同时，作為官僚阶层的一种法律特权，隋、唐、宋三代官当制度发展最為完备。北宋大臣司马光评论隋朝初年的立法：“制议、请、减、赎、官当之科，以优士大夫。”清代刑部尚书薛允升指出：“唐律，职官犯罪，既有议、请、减、荫之章，又有除、免、当、赎之别……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矣。”当代学者对官当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制度的起源与性质，对其发展变化与制度终结的探讨欠缺。学者一致的看法是，宋代以后官当“名虽废而实犹存”。有学者认為：“官当制度的过分发展，会打破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平衡，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官当制度因而受到削弱。在元、明、清各朝法律中不再就‘官当’作明文规定。”也有学者认為，“在封建统治的不断成熟中，‘官当’制度采取了越来越隐蔽的存在形式”。还有学者从吏治角度出发，提出官当制度以官品代替刑罚不利于吏治，所以被后世废弃。 　　上述研究仍有疏失不完之处：首先，对官当制度???行动态把握才能获得全面认识。“以优士大夫”是官当制度目的，但在官当制度成熟时期的唐宋法律中，是為了防范官员滥用特权，它的发展趋势是逐步加重对犯罪官员处罚；其次，官当制度走向精密细致，是立法意义上的“无微不至”，不是优礼臣下的“无微不至”；再次，所谓官当制度“危及社会稳定”表现何在，性质相近“八议”制度為何无需采用“隐蔽的存在形式”？本文解析官当制度在唐、宋、元时代的变化发展，探讨其“名虽废而实犹存”的真实原因。 　　一、官当制度的基本内容 　　官当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制度规范对象、办法和善后措施等。唐代、北宋初期，官当制度是当事人用自己官职折抵、交换刑罚的制度，其实质是以罚代刑，用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官当制度适用对象，是那些因违法犯罪被判处徒刑、流刑的官员。唐朝沿用“五刑之制”，五种刑罚由轻而重分别為笞、杖、徒、流、死。流刑与死刑之间还有“会赦犹流”、“不孝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加役流”等刑罚，统称“五流”。尽管“五流”在刑罚名称上与流刑相近，由于所犯為仅次于“十恶”的重罪，不能适用官当。官当的基本计算单位是徒刑，适用对象是被判处徒刑和流刑的官员。法律仅规定官职与徒刑折抵关系，所以在流刑在适用官当之前必须转化為相应徒刑。徒刑的起点是一年，等差為半年，共分五等，最高刑期三年。流刑的起点為二千里，等差為五百里，共分三等，一般流刑的最高刑罚為三千里。流刑重于徒刑，每一等流刑不论轻重都可折合為四年徒刑。三千里流刑对应四年徒刑，二千、二千五百里流刑亦然。“以官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疏义曰：“品官犯流，不合真配，既须当赎，所以比徒四年”。官当是法律制度赋予官员的一种特权，官位越高折抵徒刑越多。唐律规定：“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罪的概念宽泛，许多现代法律制度视為过错的行為都被归為犯罪。“公罪”又称“公坐”，是指官员执行公务中不带谋私动机和主观故意的犯罪行為。执行公务时的犯罪行為应当定為“公罪”或“私罪”，分辨标准是：“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对制诈不以实者，对制虽缘公事，方便不吐实情，心挟隐欺，故同私罪”，“问曰：假有人任三品、四品职事，又带六品以下勋官，犯罪应官当者，用三品职事当讫，次以何官当？答曰：律云，‘先以高者当’，即是职事、散官、卫官中，取最高品当讫。‘次以勋官当’，即须用六品勋官当罪，不得复用四品职事当之”。曰公罪犯罪情节较轻，处刑也较轻。官职折抵公罪比私罪多抵一年徒刑。因此，五品以上官犯公罪者，一个官职可当三年徒刑；其余品官犯公罪者，一个官职可当二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