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在康乐园那些记忆.docVIP

失落在康乐园那些记忆 　　南国多雨，再深刻的脚印，也都不能长久存留。好处是，风疾雨骤，转眼间又是蓝天白云；于是乎，这里的读书人，普遍相信“苟日新，日日新”。不好的地方呢，若你想怀旧，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就说康乐园吧，当初大草坪上、老榕树下、图书馆边、杜鹃花前，那么多有趣的故事，不也早就随风飘去？ 　　十年前答记者问，我曾提及：“逐渐远去了的大学生活，确实该写点东西来纪念。包括对老师、对同学的追忆，还有参与办刊物等校园生活的很多细节，都值得好好记取与珍藏。”（《南方日报》2002年5月5日）可实际上，“追忆往事”需要契机，也需要氛围。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没能像北大同学那样，推出自己的“集体记忆”（《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也就难怪我的懒散及懈怠了。 　　相对来说，我还算是“有心人”，30年间，不断回望康乐园，直接或间接提及自己大学生活的文章，不下十来篇。可说实话，昔日的印象越来越模糊，回声也越来越遥远。趁着这回纪念毕业30年，拾取若干记忆，免得我的“康乐园”彻底消逝。 　　从15年前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到为吴定宇主编的《走近中大》作序，再到撰写专业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校友之追怀大学生活，不是老师风采，就是同窗情谊，再有就是演戏、出游、办杂志、谈恋爱等；大学四年的主体——上课、讨论、复习、考试等，反而基本上被遗忘了。阅读此类怀旧文章，不见“读书”这一主角，以致没上过大学的人，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那些“枯燥无味”的苦读场面，日后逐渐隐去；同学们追怀不已的，全都是“充满戏剧性”的逸闻琐事。 　　其实，如着眼于教育史、学术史或思想史，课程安排与课堂实践，即便不说“格外重要”，起码也是“不能忽略”。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四章特别提及：“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很重要），而???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我就读中山大学那四年（1978年2月～1982年1月），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的校园生活——无论“课内”还是“课外”，都深受这大思潮的影响。有感于怀旧文章多谈“课外生活”，我想反过来强调：描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比起那些私人化的“情绪”与“轶事”，更耐人寻味，也更有史的意义。 　　【七七级学生的苦恼】 　　没有当年日记，也不知课堂笔记搁在何处，我只好请中大中文系李炜教授帮忙，复印了我的学籍表及课程表。说实话，面对这些斑驳的纸片，我好几天睡不着觉，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把30年前的校园风景与青春记忆写下来，留作当代中国学术史或教育史资料。 　　先抄我学籍表上的课程，至于各科成绩，跟论题相关则提及，否则隐去。以下各门课程的排列，依照学籍表上的顺序，别无深意： 　　第一学年：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英语、政治经济学、体育。 　　第二学年：英语、体育、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一）、文艺创作。 　　第三学年：外国文学、英语、中共党史、中国古代文学（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选读、民间文学（选）、宋元文学史、艺术辩证法（选）。 　　第四学年：明清文学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美学（选）、曹禺研究（选）。 　　当年中大的课程不算多，但基本框架都在，唯一的遗憾是缺少古文献方面的课程（如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版本、目录学）。 　　77级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好处是阅历丰富，学习认真，缺点则是冒进与急躁，不愿意也不屑于“按部就班”，总想找方法，抄捷径，尽量往前赶，“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别的好说，轮到学英语，问题可就大了——这么学，必定根基不牢，日后不断补课，越补窟窿越大。一开始，学校对于给不给中文系学生开外语课有些犹豫，除了缺少教师，更因对我们这个年纪才学外语，有没有必要以及能否学好，实在缺乏信心。记得第一学期上英语课，不断调换时间、地点，大概属于“见缝插针”。 　　老师对我们这些“老童生”另眼相看，说是因材施教，“以阅读为主”，主要讲语法，再就是多记单词。有一段时间，我拿一本小辞典，从第一页开始往下背。如此学外语，自觉进步很快，可实际上只适合于上考场——我的硕士及博士入学考全都“一路畅通”，“诀窍”就在这儿。可当我进入研究生课程，第一次在英语课上高声朗读，老师连说听不懂，那一瞬间我几乎崩溃了。这“哑巴英语”的尴尬，有学生天赋问题，但主要还是教学观念及方法的失误。与英语同属公共课的，还有体育。开设两年四学期的体育课，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