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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重构社会关系逻辑起点与实践反思 　　摘要　当舆论监督的视野从公权力转向社会关系领域，道德成为媒体关注的核心，而道德本身的复杂性使媒体难以完成“惩恶扬善”之壮举，让媒体的舆论监督退回至“公权力”实属必然。 　　关键词　媒体；社会关系；舆论监督；惩恶扬善；道德 　　中图分类号　G20　在6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胡沈明，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西南昌330022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此期间出现众多与社会转型相关的问题，如社会结构问题、价值冲突问题、社会失范问题等，这些问题导致传统与现代、利益和道德、价值主体之间、社会主导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上述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工具之一的媒体，其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与解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近年来媒体调整社会关系的逻辑起点值得我们反思。 　　一、媒体重构社会关系的两大逻辑起点：公权力监督与“惩恶扬善” 　　媒体重构社会关系主要是通过调节社会权力的运行来实现的，权力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权力划分为公权力和私权力，媒体对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是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 　　对于何为舆论监督，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舆论监督就是媒体代表民众针对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所进行的监督。如陈力丹认为舆论监督就是“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以法治国的社会机制、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喻国明认为“舆论监督就是将行政、立法、司法及一切社会性的决策和实施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理性监督之下，实现其社会操作的‘白箱化’监控。舆论监督的重点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因为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事关社会的兴衰、人民的福祸。”后来陈力丹又将其范围进一步扩展，认为“所谓舆论监督，其广义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 　　二是将媒体对普通社会现象的监督也纳入其中，孙旭培认为“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但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中国现阶段舆论监督的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而陈力丹等认为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并不属于舆论监督的范围，因为它们不是公权力。而现实的运行却表明，舆论监督已从“公权力”逐步扩散至“权力”，再扩散至对“社会道德”的评判。 　　无论学者们如何认识，新闻媒体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就在这种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和对私权力的道德进行“惩恶扬善”中完成。不仅如此，现在“惩恶扬善”已经成为新闻媒体重构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 　　二、媒体重构社会关系存在的问题：“惩恶扬善”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框架 　　目前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基本框架有两种：一是通过公共政治事件解构为娱乐事件，再将娱乐事件简化为道德纷争，最后建构媒体的自主意识；第二种方式是将社会问题纳入到舆论监督的范围之内，以建构和谐、道德高尚的社会作为批评的手段。无论是哪种方式，“善”与“恶”始终是其内在的问题，道德成了媒体报道的母题。 　　以“洛阳性奴”事件为例，这本是一件危害社会安全的事件，在媒体的眼中却简化为“性奴”、“恶男”、“坐台女”，色情与道德意味充斥其间，某报直接将标题拟为《河南洛阳“性奴”事件调查：恶男挖地窖囚禁坐台女杀两人》。不仅如此，有媒体甚至直接将这件事表现为与政府对抗的神话，如某报记者发表记者手记性文章《洛阳性奴案谁的“国家机密”》。这篇文章到底有何用处?其实很值得人们思考，一名记者有多大必要性写出这篇文章，是为了让人更为清楚地看透事实还是为凸现社会的黑暗?还是为了显示记者的勇敢与智慧?这点在微博时代体现得更加明显，原来，记者一般通过记者手记或“后台”之类的文字将采访过程披露出来，而现在微博已经成为传统媒体的预告片和讨论平台，记者个人魅力展现自然成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媒体记者与公权力对抗本身成为新闻叙事的主体，记者在“恶”与“善”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三、媒体惩恶扬善的原因：介入社会关系。使受众产生媒体依赖 　　媒体将焦点集中于自身“神话”的塑造以及道德感的塑造之上，并进而崇尚道德监督，其根本原因在于适应媒体的市场竞争，竞争让媒体将“善”“恶”锐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媒体占领道德高地的需要 　　道德高地的目的在于获取公信力，从而提高影响力，进而促进媒体经济运行良好。随着我国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媒体在各个层面都展开竞争，这其中，尤以新闻角度与深度竞争最为显著。在新闻记者选取角度的过程中，公平、正义、民主、善良成为新闻选题的母题。而这其中公平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