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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投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比较 　　摘 要：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构造门槛回归实证检验模型，采用1997—2011年的数据，验证了各地区政府公共投资存在门槛效应及Armey曲线关系。研究指出，东、中、西部最佳公共投资规模应分别为各地区GDP的13974%、21557%、32666%，政府公共投资的规模超过最佳公共投资规模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整体而言，东部地区政府公共投资过剩，而中西部地区却存在投资不足。因此，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合理利用资金，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中部地区应适度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控制公共投资规模不超过门槛值，同时也应注重资金的合理配置，提高投资的效益；西部地区需要大幅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 　　关键词：政府公共投资；最佳公共投资规模；经济增长；门槛回归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政府投资仅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相关的经济理论文献中，政府投资亦称公共投资，广义上被界定为由政府投资形成资本的活动，而狭义的公共投资是指政府的基础设施类投资，本文所研究的公共投资即为后者。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如Ram（1986）[1]、Aschauer（1989）[2]、Etsuro （2001）[3]、钱谱丰和李钊（2007）[4]、汪碧瀛和周源（2009）[5]等认为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大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或者拉动非政府部门增长从而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另一些学者，如Barro（1989）[6]、Vedder and Gallaway（1998）[7]、Chen and Lee（2005）[8]等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具有Armey曲线效益，即当政府投资规模较小时，它能提供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公共物品，促进经济增长；但当政府投资规模过分扩张时，就会挤出非政府投资、加重社会的税负等，从而损害经济增长。还有一些学者，如Levine（1992）[9]、Garcia-Mila（1996）[10]等研究指出政府公共投资与产出增长之间的效应存在不确定性。 　　现有的成果中对中国政府公共投资最佳规模的研究较少，特别是还鲜见对中国不同区域的政??公共投资最佳规模的研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形成了由东部沿海地区到西部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因此，本文将分东、中、西部三个区域，采用Hansen（1996，2000）[11][12]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构造实证检验模型，分别来检验各地区政府的公共投资的门槛效应及Armey曲线关系，以估计不同区域政府最优公共投资规模，为提高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促进各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框架 　　Ram（1986）[13]建立的产出模型将产出（Y）分为政府部门产出（G）和非政府部门产出（C）。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检验统计量F2大于临界值，意味着存在两个门槛，则应该用与上面相同的步骤来检验是否存在第三个门槛。通过重复这样的步骤，直到无法拒绝原假设，进而可以确定门槛回归的个数。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截至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发布关于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统计数据，尤其是流动资产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选择在现有的统计数据中能最大程度替代政府投资真实情况的数据。参照已有的诸多研究文献，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是占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主要部分，且该数据易于获得，故而大多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来替代政府投资数据。本文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对2002年以前的数据，选取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政府投资；2002年以后的数据，选取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政府投资。 　　本文数据来源于1997—2011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共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因广东缺少1997—200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张军（2004）[15]的做法，用地理和经济水平较为接近的福建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海南缺少1997—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经过比较发现该省其他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较为接近，故缺失年份数据用后者代替。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将GDP和全社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