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起源文化论与制度论解释路径及其超越.docVIP

政治信任起源文化论与制度论解释路径及其超越 　　 　　 　　 　　[摘 要]政治信任起源的解释路径可分为文化解释论和制度解释论两类。前者认为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规范，涉及政治文化、社会资本、人际信任等社会文化环境；后者主要从理性选择假设出发，认为政治信任来自于对政治制度可信性的理性评估。两者关于信任起源的解释都存在方法论上的不足，文化主义存在着目的论和解释有限性的问题，而制度解释论存在工具理性的局限性，两者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缺陷都可能成为探究政治信任起源的障碍。要理解政治信任是如何加强、减弱或巩固的，就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将制度解释论与文化解释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政治信任问题的价值判断和制度判断的要素加以分解并进行量化验证，以此为基础提出政治信任变迁或者形成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政治信任；民主；文化解释论；制度解释论 　　 中??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4806 　　 　　 　　一、问题的提出 　　 李普塞特对合法性与民主稳定的关系的观点广为人知。他指出，民主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其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他认为，有效性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所以合法性作为一种政治心理，对于政体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1](P55)。让马克·夸克认为，赞同、规范与法律构成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要素[2](P13)。从广义上看，权力得到赞同或支持是公众服从权力合法性的第一要旨和基本表现，也是权力在公共空间运行的必要前提。权力不可能脱离赞同而持续运作，它的公共特性决定了个体对它的支持和信任是其有效运作的基础。政治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相信并有所托付的政治心理，体现为信任主体（主要指公民）对信任客体（政治制度、政治体系、政治领袖、政党等）的态度、评价或信念[3](P61)。政治信任具有主观评价性的特征，其高低可以反映出共同体成员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程度和对统治权威的自愿服从程度。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指标或者说作为赞同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政治信任体现了政治权威在合法性建设过程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说，一个政治权威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生成和维持被统治者的这种信任的“合法化”的能力。而权威要提高其合法化的能力和获得持久稳定的政治支持，则需要建立充分的政治信任。戴维·伊斯顿指出：“不断灌输合法感或许是控制有利于典则和当局的散布性支持规模的唯一的最有效的手段。一个成员可能因许多不同的缘由而愿意服从当局并遵守典则的要求。然而，最稳定的支持还是源于成员相信。”[4](P335) 　　 政治权威究竟如何行动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信任呢？这实际上涉及政治信任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存在着两种解释理论，即“文化解释论”和“制度解释论”。前者将政治信任视为外发型或外生性的，认为它产生于制度外的文化价值或者社会环境，而非内生于政治领域；后者则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可信性和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估的结果。两者在解释不同国家的政治信任起源的问题上经常会相互抵牾，比如，学界通常认为民主政体对应高度的政治信任，民主的政治文化为信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5](P20)。然而，美国民主所遭遇到的信任危机，却使我们不断对民主与信任之间是否有着确定的因果关系生发质疑[6]。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权威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也不可思议地高涨[7]。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高度的政治信任，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制度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呢？换言之，如果民主与政治信任的因果关系成立，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权威政体高度的政治信任从何而来？而如果两者因果关系并不成立，那么不同国家的政治信任又从何而来？我们看到，无论是制度解释论还是文化解释论，都只是探究政治信任起源的方法，但这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正相反差的结论常常让研究者裹足不前和无所适从。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找出研究政治信任的两种路径的差异和各自利弊，最后尝试给出新的或更好的研究框架。 　　 　　 　　二、文化解释论关于文化解释论学界还有更进一步的细分——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微观角度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文章将政治信任作为群体心理特征去探讨，并不考虑微观角度下个体差异性特征或个人性格及价值观等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文化主义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强调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在认识人类集体行动时应该明白，行动不是个别独立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复杂的行动场域中和在相互关联的文化中进行的。文化解释论认为，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规范，并且在人们成长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因而将政治信任的产生归结于文化作用的结果。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态度、评价形成了不同的公民文化，就如托克维尔“心灵惯习”（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