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村古宅中现实人生.doc

楼下村古宅中现实人生 　　在摄影记者与当地村民的眼里，楼下村是两座截然不同的村子。 　　一座端庄典雅，貌似隔绝了尘世的所有喧嚣。午后的阳光穿过成片的古建筑群，洋洋洒洒地照在拂山脚下的这个小村落，以及顺势蔓延开去的成片农田。泛着柔光的石阶，看似杂乱无章，却连接了整座村庄。这里的古宅恢宏肃穆，轮廓优美，黄土斑驳，木雕精致。从田里归来的老农就坐在门口的石板凳上，害羞得躲闪镜头。 　　另一座则纷繁凌乱，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推倒重来。老宅的大门失修已久，墙上字体斑驳，几难辨认，门前窄小的街道甚至容不下一辆汽车通过，风一吹，枯叶四起，落在石板路边散发着某种恶臭的水渠里。人们似乎厌倦了村里的一切，在古宅之间急匆匆地建起一座又一座楼房，快盖好了才发现没钱装饰外墙，只好裸露着丑陋的红砖。对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新楼房远比所谓的古宅住得舒坦。 　　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新旧建筑交错在同一空间中，搅乱了属于楼下村的三百多年的时光。 　　被尘封的古建筑群 　　从福建福安出发，驱车三十公里，路过一个山头，转过一个大弯，穿过一片甘蔗地和茶园，楼下村就坐落在一个叫柏柱垟的地方，福建人习惯把盆地叫做“垟”。因为四面环山，楼下村在过去的几百年间都很封闭，山高皇帝远，这里的人们由此享受着某种自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甘蔗、水稻和茶叶，几种简单的植物支撑着整个村子的经济动脉。 　　也正因为如此，78年前，这里曾诞生过闽东苏维埃政权。只是关于这段历史，村里很少有人谈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时局动荡，楼下村同样没有逃过那场浩劫。这里世代为农，村里平均每人1.3亩地，达到3倍的人家就被划为地主，总共300多户的小村，竟有50多户沦为地主。他们的子女都不得上学读书，剩下的人又读不起书，以至于现在村里的老年人几乎都不识字，只会说当地方言，连与外人简单交流都成了问题。 　　1994年，村里通了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汽车路，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苏维埃政权。 　　1995年，清华大学著名建筑教授黄汉民坐车从福州去霞浦。汽车盘旋在七八百米高的山脊上，他忽然发现深深的山脚下躺着一个整齐的村子，老远望过去，老房子很讲究，飞檐翘角，保存得很不错。黄汉民赶紧向人打听，同行的人告诉他，这也许是柏柱垟的楼下村。 　　他当即介绍了同事陈志华前去考察。一进村，陈志华就被眼前的景致深深震撼：一幢幢乡间宅院一字排开，造型大气，线条丰富，金黄色的夯土墙院，朴素的木制结构，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登上了巷尾一间古宅的三楼，推窗望去，白墙青瓦的屋舍远远铺开，与周围绿意盎然的山势浑然天成。 　　这些古宅建于清朝嘉庆年间，一共30幢，规则地分布在三条村路的两侧，越往下越多，连成蔚为壮观的古建筑群，当地人称之为“垟中厝”。 　　大宅院的主体以进门后的厅堂为中心，布局对称，大门，二门，天井，廊庑，侧厅依次排列，气宇轩昂，保证了采光、通气、冬暖夏凉和人们活动的需要。厅堂是整个家族的礼仪中心，用于供奉、祭祀、婚葬，因为过于庄严肃穆，很少有人在此停留。两侧的廊庑一般有三到五间，用来居住和家庭活动。二楼通透，面积很大，晒谷、打谷、酿酒全部在这里完成。三楼通常用来堆放杂物和柴火。屋内的楹联、牌匾、书画随处可见，均宣扬着传统的伦理道德。两侧的窗户上，一幅幅木雕，精工细刻，没有一幅样式相同的。 　　楼下人一生有三件大事，起屋、结婚、生子。这其中又数起屋最为关键，他们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好吃好喝，不敢怠慢，这才有了一间间恢弘大气的“垟中厝”。沧海桑田，外面的世界迎来了翻天巨变，而这一片沉默而苍老的古民居却在这闭塞的村落中得以顽强保留。 　　“同浙西、赣北、皖南封闭的乡土建筑相比，楼下村的大宅院尤为开敞透亮，可谓最具福建特色的古民居。”当年，陈志华教授在出版的《楼下村》一书中这样写道。然而令他始终不解的是，这么一个闭塞的小山村，谈不上富足，竟然可以诞生这么多高质量的大宅院，而且是在清代中叶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繁华散尽 　　今年54岁的刘祖光是村里为数不多能讲普通话的楼下人，尽管他的发音依旧带着浓浓的闽南味。 　　当年陈志华教授进村考察的时候，他还在田里种地，老远就看到一大拨人向村子走来——除了陪同的领导，陈教授还带了一拨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楼下村好久没来过这么多外人。镇上的领导告诉他们，这是北京的教授，到村里考察来了。 　　此后的二十天中，刘祖光经常会在田里或者老宅遇到陈教授，他穿着中山服，始终带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随时记录。陈教授经常在田里找他聊天，问一些他的经历，还有村里的传说和老宅故事。关于哪一栋才是楼下村最老的古宅，早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刘祖光知道第一栋老宅的主人叫做刘秉友，他们刘氏的共同祖先。村里家家户户至今还供奉着他的牌位，上书“中山堂上”。据说，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 　　清朝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