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最优的再思考.docVIP

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他在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在描述经济社会的理想时，经济学家都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但是，现实中如何行事才是实践这一原则呢？维弗雷多。帕累托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逻辑严密的描述，并为经济学界普遍认同。于是，人们将符合这一描述的经济现象称为帕累托最优。 为了摆脱困境，经济学接受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现在，帕累托最优已成了经济学的理想境界的代名词，它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严格的帕累托最优可以用多目标数学规划来描述。假设我们同时有若干个目标，这些目标彼此独立，又无法加权求和。试问我们如何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一般而言，如果突出某一个目标，必定会牺牲其它的目标。所以不可能同时兼顾所有的目标。帕累托最优的意思是尽量改进各个目标，一直达到某一程度，此时任何一个目标的改进要以恶化其它目标为代价。这一状态，就称为帕累托最优。它不是一个唯一解，对各个目标照顾的程度不同便有不同的解。但它避免了存在有改进余地而没有利用的不利状态。 将这一概念应用到经济学，我们的多目标是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物质条件。市场经济就是帕累托最优的一个解。如果任何个人的物质条件尚有改进的机会，而不必以降低别人的 HYPERLINK /view/35675.htm \t _blank 物质条件为代价，则我们还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经济的繁荣发达就是用不断朝帕累托最优改进的方法来实现的。举例说，如果双方同意做一笔买卖，彼此都能获利，而且不存在负的外部性（使第三者受损），那么促成这种交易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阻止交易的实现就是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简单说来，经济的繁荣就是靠利用一切交换获利的机会来实现的。 但是，大家都用这个词儿是一回事，人们是否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或者说，基于同样的理解而使用它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归纳了一下，人们对帕累托效率的理解大致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把帕累托效率理解成所谓的???能的最大化边界，在边界之内的位置，被称为是无效率的或低效率的，只有在边界上认为是有效率的。由于在边界上的选择被认为已经是可能的最好了，因此，纯粹逻辑地讲，符合这种条件的选择也就具有这样的正式特征，即：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导致任何的净利益增进了；如果要想一种利益有所增进，就必然也损害另外一种利益为代价。 上面讲的“这种利益”“另外一种利益”既可以是，例如“黄油”和“大炮”，也可以是，“这个群体的利益”和“那个群体的利益”。 第二种：把帕累托效率理解成人们利益互动的均衡结果——当均衡状态实现时，根据个体是利益最大化主体这个假定，意味着个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之下已经尽可能地攫取了可能的所有利益，因此，这个状态意味着，(对涉及到的各方主体而言)可能的最大化已经实现了。与第一种对于帕累托效率的理解完全一样，当如此理解的帕累托效率实现时，同样地我们可以说，它符合有关的(纯粹的逻辑上的)形式化要求，即：不可能再有净利益的增进了，如果某方试图增加自己的利益必然会以他方利益的损失为代价。 不用说，从逻辑上讲，上述两种理解各自都是成立的，并且，对于这两种理解，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化逻辑来说明所谓的帕累托效率的特征。怎么看待这两种理解？是各有各的用处，还是两者本来就是兼容的，或者，还是根本就是冲突的、不相容的？ 我的答案是后者。为什么？有很多个角度可以讲这个事情。但，在目前我愿意这样来讲，那就是：第一种所谓的帕累托效率以我们对于具体的、非抽象的效率边界的认识为逻辑前提，只有当我们确实知道了这个边界，然后关于帕累托效率的形式化特征的表达才有意义，而第二种帕累托效率是由一个更为基本的形式化表达——即：个体总是会尽力攫取约束条件下的所有可能利益——派生出来的，这个概念要有意义不需要基于“任何外在主体对于具体的效率结果是什么样”的认识，是一个纯粹的形式化定义(也就是没有任何外在主体的强加的定义)。用经济学上常用的“外生”和“内生”的概念来讲，可以说第一种帕累托效率是外生地被定义出来的(因为那个边界是外生的)，而第二种则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内生地定义的。前者，由于外生因素的引入，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逻辑自洽，而后者，则做到了最高程度的逻辑自洽。 与帕累托最优概念相关的还有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效率等等。如果一种变革能够使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得更好，就称之为帕累托改进。如果一个社会的现状不是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反之，若没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就认为现状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帕累托最优也用来描述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假定固有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