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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都市民间的论文 《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在《长恨歌》之后创作的《富萍》在书市上重又热销。出版社甚至赶印了一批标签装在已经进入市场的《富萍》上，上面印着“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最新力作”。的确，《富萍》是王安忆创作生涯中最出色的一个长篇。 一、 王安忆说：“《富萍》写的是“文革”前——六四年、六五年的故事。……我从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我分头写了许多上海中层、底层的市民，他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上海，又慢慢居住下来。富萍这个人是在一个城市组织严密、生活秩序已经相当完善、已经不太能够允许有外来分子的时候，慢慢潜入上海的。当然她背后有许多榜样。六四年、六五年的上海对我来说，是有感性经验的，内容涉及到我个人的经历和我的家庭及我小时接触的人，不像《长恨歌》凭的是想像。” 《长恨歌》是王安忆受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怀旧风潮影响而写出的一部作品，那个时候的王安忆似乎相信旧日的选美小姐王琦瑶代表上海这个都市的本质，那个时候王安忆看到的上海是浮华的、艳丽的、雅致的。但是，到了《富萍》王安忆有了巨大的变化，王安忆意识到，“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富萍》依然是写上海，但是王安忆放弃了对“浮华”、“优雅”等质素的描写，而是从在上海当保姆的“奶奶”这个人物入手，奶奶是一个“什么都见过，但他们可能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的人，这一点正好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构成对比。WWw.11665.CoM的确上海表面浮光掠影的那些泡沫之所以能绚烂着，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奶奶”式的人生。奶奶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是一个扬州人，本身带有一种绚丽的乡气，然后她来到这个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完全融在里面但又保持着自己很‘俏’的色彩。”据说，奶奶的原型是在王安忆家家里做了许多年的保姆，王安忆对她的把握正如她自己所说是有生活经验支撑的，不是全凭想象。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是“日常的”，王安忆不再像当初那样把目光放在一些特殊的人物身上，例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那是一个选美胜出者，尽管不是花魁，却也是美冠群芳的。《我爱比尔》中阿三的名字尽管“日常”，作为一个美院学生，热衷于当艺术家的阿三的身份却一点儿也不寻常，阿三的性格更是不“日常”，为自己所爱的人停学，当妓女，能算是“日常”的性格吗？现在，《富萍》中王安忆不再依靠这些个性型的人物，也不再依靠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而是依靠“日常”的生活本身。 《富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再写爱情。王安忆觉得“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张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可以蒸发出一点戏剧性来，但其实都是重复。现在好像离开爱情别的故事都没有了，事实上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富萍》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富萍要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财富，而是一个家，一个以她为主的家，在小说里，王安忆为富萍的这一理想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她“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男女关系，仅有的是和‘孙子’的关系，以及略微接触了一下的舅妈的侄子光明。她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的人，但有一点她特别强烈，就是她特别要一个自己的家，因为她从小生活在不是至亲的人当中，最后她遇到一对母子，这方面给了她最大限度的满足。她有一个婆母，一个丈夫，他们在生活上都依赖她，所以她就有可能在做主人，覆盖她整个感情世界的就是这些。”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乌托邦诗篇》等写得过热，语言被激情溶化了的感觉，《香港的情与爱》、《叔叔的故事》等又太冷，语言被理智冷凝了的感觉，到了《长恨歌》给人的感觉就像上海话里的“作”，《长恨歌》实际写的是失落感，一个女人从鲜花浪漫的花季进入花谢风飞的中年的感觉，人在这个时候自我感觉特别不好，但是又说不出不好在哪里，找不到地方发泄，只是在生活中无端地不气顺，上海人把这种情况叫“作”。这些小说受激情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激情的含量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三恋”、《乌托邦诗篇》比较直露，激情以情欲的方式表现，人物行动盲目，看不到理性的力量；《叔叔的故事》、《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比较冷静，类似人到中年，暴风雨的时代过了，留下的是回忆和反思，心境是沉了，却并不平静，气还没有顺，不满、失落主导着，有点儿心灰意懒的感觉。特别是《长恨歌》这种感觉做的非常足。但是，《富萍》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崭新的作品。 写《富萍》，王安忆真正具有了一份平常心，她能平静地观察日常生活，并且对日常生活抱以感激的心态。此刻的王安忆已经拥有了一份祥和的内心感觉，她已经拥有了一种心理力：认同现实生活的法则，不再从表面上抵抗它，而是试图深入到这种生活的骨子里，对它作细密的、传真的描摹。在无限的庸常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活本身的力量和乐趣，这些都使《富萍》表现得特别的大气，有一种水源离开了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