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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制的经济和法律问题——北京出租汽车业个案分析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 一、1992年的大发展 　　1992年以前，北京出租汽车无法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1991年北京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出租车的数量只有广州的60%，出租车在城区每平方公里的分布量不及广州的1/4。出租车短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严格控制投资主体，不批准私人开办出租车企业；二是，租价过低，无法吸引更多的国营、集体企业投资。 　　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各种放松计划管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北京市确定了“符合条件就批，将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发展方针，向出租车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鉴于《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1988年发布）只允许“单位”经营出租车企业，政府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允许私人投资设立出租车企业，但必须“挂靠”一个“主管单位”，以该单位的名义申请设立出租车公司。宽松政策配合1991年调高租价的措施，效果可谓立竿见影：1992年下半年至93年上半年，北京出现举办出租车公司的热潮，到1993年5月底，出租车公司达1085家，比1991年的302家增加了2.6倍，运营车辆达4.9万辆，比1991年的1.62万辆增加了2倍。大发展迅速缓解了“乘出租车难”的问题，同时还创造了约5万多个就业岗位。 　　二、多方面的政府管制 　　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以下简称“出管局”）是北京市出租汽车行业的主管机关，2000年初撤销，其职能转由新组建的市交通局行使，出租车行业的各项管制产生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本文列举重要的几项： 　　（一）行业准入管制 　　1992年的大发展直接导致了极端性准入管制。自1993年3月起，出管局便停止批准新设出租车企业，理由是出租车总量增长过猛，市场供过于求，引起无序竞争。 　　（二）企业内部合同管制 　　1996年10月31日以前，政府不干预公司内部管理，绝大多数公司实行承包制，合同内容自定。1996年，针对出租车服务质量恶化、高价“预收款”泛滥、兼并市场混乱不堪的局面，政府推出了129号文件，规定：自1996年10月31日起，企业因更新车辆、新增车辆或录用新驾驶员，与驾驶员签订承包合同时，应依照出管局与出租汽车协会制定的《营运任务承包合同书》执行。《营运任务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标准承包合同”）为各种租价的出租车规定了明确的月承包金定额，企业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浮动。 　　（三）租价管制 　　主管部门按高、中、低三个档次为各类出租车规定了租价，并根据租价规定标准承包合同中司机的承包金定额，估算各类出租车的“标准营业额”（企业根据该“标准营业额”缴纳营业税）。 　　（四）车辆更新管制 　　出租车的使用年限直接关系到公司经营成本，也决定了司机享用经营特许权的期限。出租汽车使用年限的国家标准是８年，北京市1999年1月规定，1998年以前购置的轻型出租汽车使用满5年的，排气量小于1升的出租小轿车（如夏利7100A）使用满6年的，必须报废。市政府还对车辆更新规定了其他标准，例如电喷发动机、三元催化装置和双燃料装置等，企业每更新一辆出租车须向市政府有关部门缴纳“附加购车费”，加上防护板、计价器等设备费用，更新一辆车的费用总计1.5~1.6万元。 　　三、政府管制下的经营特许权及其利润分配 　　（一）经营特许权的取得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户，在获准经营出租车业务时，即无偿获得了市政府颁发的经营特许状（“经营指标”）。但主管部门对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实施了差别待遇：（1）出租车行业始终对私营企业关闭大门，1992年也不例外，所以私人投资采取了“挂靠”的办法，戴上公营企业的“红帽子”；（2）市政府担心个体户不易管理，采取限制政策；（3）出租车企业可以收购其他公司从而增加“经营指标”，但个体户不得收购企业的“指标”，其营运车辆不得转租或转让。 　　（二）不同阶段专营利润的分配方式 　　1.从宽入到禁入 　　这一时期，行业准入管制大大放松而且合同管制尚不存在，在各项鼓励性政策的推动下，出租车企业及其保有的出租车急剧增加，司机供不应求。1993年左右，一些企业把每月承包费降至3000元都无人问津，许多企业的出租车处于停运状态，经营效益滑坡，到1994年多数企业又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