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 理性真理与实践 一.docVIP

童世骏 理性、真理和实践 一 实证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重要派别，也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三个重要派别、甚至主要派别。本文设法对这三个派别的科学哲学理论贡献作一个梳理，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番概括的讨论。笔者认为，这种讨论将有利于我们澄清理性、真理和实践这三个科学哲学主要观念、甚至整个哲学主要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认识到这种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我们清理二十世纪哲学的遗产、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实证主义的遗产：捍卫理性 实证论或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派别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在二十世纪，它以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形式得到了复兴，同时又因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缘故而成为几乎整个哲学界的众矢之的。几年前在美国全国哲学学会一个讨论逻辑实证主义的会上一位学者指出，自从蒯因(William Van Quine)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年)和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正式宣布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死亡以来，把这个运动看作一种哲学妖孽，在某人提出自己喜欢的新的哲学进路之前历数其种种罪状，已经成为当今哲学界的一种惯常做法。对于逻辑实证主义及其死亡的这种态度不仅在科学哲学家这一范围较小的共同体…之内盛行，而且在范围较大的哲学共同体之内盛行。[1]但这位作者也注意到，随着我们与逻辑实证主义越来越远，哲学界渐渐出现了一种对它的冷静的态度、对它作心平气和的研究的哲学史兴趣。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历史背景、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主编的《维也纳文集》(Vienna Circle Collection)，向英语读者提供了不少原先没有翻译成英文的该学派一些主要成员的著作。 其实，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趣不应该仅仅是哲学史的。站在世纪末来回顾本世纪初以来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潮、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潮，我们不仅要重视这个思潮所提供的理论教训，而且重视它所留下的值得我们珍视的理论遗产。 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也属于前面所说的喜欢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历数逻辑实证主义罪状的哲学家行列。但是在1995年出版的论文集《词与生活》中，他也特地指出逻辑实证主义是有一些真正的洞见的[2]。作为例子，他提到莱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说莱欣巴赫以自己的工作告诉他，当一名分析哲学家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注意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而拒绝像空间和时间的性质、因果性的性质、归纳的辩护，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关系以及伦理表达的性质等等大问题，而是在经验主义的框架内对这些问题加以充分的澄清。普特南还指出，真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用不着库恩来告诉他们说观察词项是有理论负载的-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说，用的就是这样的术语。[3]在经过一段时期像蒯因那样相信逻辑规则原则上可以修正以后，普特南在这部论文集中明确捍卫作为融贯思维之形式的逻辑，并认为逻辑真理并没有我们(目前)理解的否定式：并不是说古典逻辑的定理是不可修正的，而是说它们是能修正吗?这个问题是我们尚未成功地给予意义的一个问题。[4]也就是说，对逻辑定理的否定所导致的是不可理解的结论。这部论文集共包括七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的标题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遗产。 在本文作者看来，在总结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以它为主要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遗产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挪威哲学家达格芬·弗洛斯达尔(Dagfinn Follesdal)1996年在英国哲学刊物《理性》(Ratio)的分析哲学的兴起专辑上发表的论文分析哲学：它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怎样研究?在文章作者看来，分析哲学的特征既不是特定的学说，也不是特定的问题，而是一种这样的态度：它对于哲学观点的理由、论证和辩护的重视。 弗洛斯达尔说，人们在对当代哲学进行概述的时候，常常使用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这样一个基本的划分，在分析哲学之内又进一步划分成为逻辑的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的分析哲学；在大陆哲学之内也进一步划分出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派别。但他认为这样的划分是非常任意的，是完全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的：这些哲学派别的确认有的是因为哲学派别所在的地域(如大陆哲学)，有的是因为它们所主张的学说(如现象学、新托马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有的是因为它们处理的问题(如解释学)，有的是因为它们使用的方法或发生学上的学脉传承(如有人心目中的分析哲学)。然而，弗洛斯达尔指出，如此混乱的分类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就分析哲学而言，弗洛斯达尔认为也不能把它归结为一种统一的方法和连续的学脉传承。有人认为分析哲学家就是从事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的，弗洛斯达尔认为这样的标准会把像蒯因这样公认的分析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