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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剥削的有理性和无理性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 剥削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我们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有很重要的影响。在当今正确认识剥削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一、何为剥削 简单讲，剥削就是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或产品。但是这不是一个很清晰的定义，因为真正要剥削的是产品（包括自然物品），对劳动的无偿占有仅是剥削的过程，而非结果。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无偿占有在实际上是个含糊不清的东西，不易界定。无偿占有的本义在于白白地占有别人的东西，即得到的多出创造的那一部分就是无偿占有，就是剥削。显然这是说不清的，矛盾重重。譬如同样搬一块石头，我们将发现搬运工的报酬现在比过去高几十倍，在发达国家比在落后国家要高几十倍。这种情形换成教书、理发、总统等等其它任何报酬，都是一样的。尚若报酬低的地方都是剥削之故，则其剩余价值率或利润率高得出奇，从而经济发展速度也高得出奇。显然这种出奇不曾有过。另一方面，总统是资本家的资本家，他们的收入也为何低呢？那又是谁剥削了资本家呢？这实在说不清。这里的关键问题仅在于其中“创造”是不成立的，在于任何独立的人或其它要素都是什么都不能创造，而我们却说他（它）创造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无法从一件产品中鉴别谁创造了多少。如一产品买5000元，其生产要素为10个工人、5个销售人员、2个工程师、1个管理者（资本家）、5台机器、一个厂房、一定电力等等，我们如何确定各要素分别创造了多少元？这是没法确定的，因为这个生产过程中谁都不能少，且任何独立的要素都没法创造出这件产品。这样，“各要素分别创造了多少”这个命题本身在实质上是个假命题，不成立，它打破了生产商品的整体性。只有当各要素合成一个整体时才谈得上创造，再细分便没有创造的概念。各要素的报酬在本质上仅是一个分配问题，而非创造问题，只是各要素报酬的和得等于5000元而己。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企业总是依据谁创造（或贡献）的多少来分配这5000元钱，但是这不是真的，仅是“我认为”而已。当销售有困难时，企业会认为推销员创造的更多；当技术上急需改进时，企业会认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贡献最大；当企业经常被盗时，企业会认为保安比什么都重要。在不同工种间，企业从不曾真的鉴别出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所谓的贡献大，仅是重赏以解决困难而已。高层管理人员的高薪是典型的重赏，因为相对而言他们控制了更多的且绝秘的生产要素，如资讯、技术、客户，给其高薪的真正原因大概不仅是他们的“贡献”有多大，而是破坏有多大，破坏越大，薪水越高。因为这些生产要素能轻易地被他们偷卖或带走，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破坏，且他们的风险极低。显然，若高层管理人员控制的东西不易被偷走或带走，如不是配方和技术，而是厂房和机器，企业就不担心的他们的破坏了，他们也就拿不到高薪，起码是拿不到那么多高薪。毫无疑问，经典理论中简单地将实际操作和经验系统当作科学原理，这同认为人有重的属性别无二致。人没有重的属性，重仅是地球对人的吸引，没有地球时人便没有重量。 （二）在不同产品间，也同样无法从创造角度确定各门部创造的多少。我们往往认为粮食一定是农民生产的，电视机一定是工人生产的，其实不然。实际上每种商品的生产中都必须用到语言、文字、数学、科技这些知识，而这些东西大多是前人留下来的，我们只是无偿地使用着。显然，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生产不出一粒粮食，也生产不出一台电视机。站在社会这个角度看，教育、科研、国防、政府等也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部门的参与，粮食是种不好的，电视机是生产不出来的。各生产部门间还有更复杂的关系，没有那个部门能独立存在，能独立的创造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商品都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部门能说某商品是他创造的①。【注①：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卷。】每个企业和部门都只是社会大生产中的一道工序而已，一个“生产要素”而已。任一个部门或企业的产值仅是分配的结果，绝非其创造的就是这么多，只是各部门的产值之和得等于社会创造的总产值。譬如同样的企业生产同样多的电视机，其产值在美国比在中国高，只因为国美总产出高。 可见，剥削的评价标准----即没有剥削时的应该所得，仅是个分配问题，而非创造问题。同样的总产出，由于选用的分配机制不同各要素的报酬是不同的，从而判断剥削的标准也不同。所以，要确定剥削的判断标准，必须先确定那种分配机制是正确的。显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原因在于：一、分配始终与政治道德等有关，始终与主观评价有关；二、在客观的分配机制中，也由于没有一种分配法则能贯穿整个经济系统或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