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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c说话真经　　在古代，有的官员因为说了一句话，就丢官甚至丢命，而有的官员却因为一句话平步青云，志得意满。因此，古代选用官员的标准之一是善言辞。官c所谓善言辞，不是口若悬河、言辞滔滔的意思，而是指会说话——懂得根据自己的身份，什么场合该讲话，什么场合不该讲话；该讲话时应怎样表述，以求恰如其分，无懈可击。　　身处险恶的官c，古代很多官员都体悟到，言语宁少毋多，表态宁迟毋早，用词宁陈毋新，套话、空话不可不讲。甚至有官员把“多磕头，少说话”当作主要的为官之道。而恪守此道的官员，不乏飞黄腾达者。　　　　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位极人臣　　　　《翁文灏日记》写到袁世凯统治时期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在1941年11月17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着蒋介石的面，用历史上的一个典故，批评当时官c风气：“张一麐讲，不宜学前清末年风气，‘只许磕头，不许开口’，盼政府早行宪政。”由张一麐的话可知，清朝官c恶习，为民国官c所沿袭。　　“只许磕头，不许说话”（原为“多磕头，少说话”）的出典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用六个字概括了他毕生奉行的信条及官运亨通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并且以此教导其门生、后辈。清代朱克敬《暝庵二识》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对门生说，他做官没有别的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朱克敬《暝庵杂识》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兴。’”曹振镛的门生、后辈有当御史的，他担心这些门生、后辈像一些年轻人那样，急躁、轻率，于是告诫他们，不要多说话，不要冲动。这些门生、后辈都把曹振镛的话当作座右铭，时时记取，“循默守位”，不多言语，循常随俗，以求在官c立稳足跟。　　“多磕头，少说话”的官c风气古已有之，只是没有用这六个字概括罢了。西汉鲍宣就曾在谏疏中说到：当时官c“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官员们都屈从附和，少言寡语，拿了俸禄不尽责，在官c胡混，并且以此为高。　　曹振镛在乾隆时代开始踏上仕途，乾隆帝“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讲”。这位“官二代”从此青云直上，后升侍读学士，嘉庆时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道光时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清史稿·曹振镛传》说：“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原来曹振镛最被道光帝宠信、倚重的原因是，他循规蹈矩，奉命唯谨。他死之后，道光帝下诏赐谥号“文正”。理由是：“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道光帝说，从外表看，曹振镛是木讷之人，但他就国家大事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提了不少建议，只是别的大臣不知道。生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曹振镛，对道光帝还是讲了不少“私房话”。谥号是大臣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前事迹赐给的称号，是对死者一生功过的评语，道光帝赐谥号“文正”，对曹振镛评价极高。因为据司马光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生前死后均享受极大荣宠，就像《论语》所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小说《官c现形记》写到的华中堂，做官之道与曹振镛不谋而合。华中堂回答门生贾大少爷的问题说：“多碰头（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黄大军机对华中堂的做官秘诀大加赞赏，他对贾大少爷说：“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据说华中堂的原型是晚清重臣荣禄之流，而且荣禄可能真的说过华中堂上述那些话。如果是这样，说明晚清也盛行“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所以要奉“多磕头，少说话”为圭臬，这六字官经所以能流传下去，大行其道，无非是这样做能使仕途顺畅：可以给上司以老成、持重、谦恭的印象，取得其好感和信任；可以避免语多出错，授人以柄；可以收敛锋芒，磨平棱角，免遭同僚忌恨。总之，有利于保护自己和在官c发展。　　　　古代官c说话讲究多　　　　我们可以鄙薄曹振镛之为人，但同时也得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官c环境催生了曹振镛这类谨小慎微的庸碌官员。　　有的皇帝，是不允许臣下有任何口误的。清朝金埴《不下带编》一书说：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说：“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并给了徐伟重重的赏赐。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如果徐伟口不择言，说“衣在地下”，在嘉靖帝听来，等于骂他是“鬼”，罪该万死。金埴说，嘉靖帝“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