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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效率与效益分析 童宏保( （华南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广州 510631） 摘要：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效率主要表现为教育领域考试的行为效率和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教育考试制度的行为效率是个人在该种教育考试制度安排下成功行为的比例，而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是考试制度对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测量分层效率和人力资源标识效率。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效益表现为考生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考生个人效益表现为人力资本信号效益和教育机会效益，社会效益表现为人力资源管理测量效益和人力资本会计效益。 关键词：国家教育考试 制度效率 制度效益 一、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效率 诺思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了制度效率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制度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同样存在最优配置问题。这使效率研究从经济效率转到制度效率上，拓展了经济学研究效率的内涵和效率研究的范围。 我国学者从制度的激励功能探讨制度的效率价值，把制度效率分为广义的社会经济效率和狭义的制度自身效率。“制度追求的效率，既有狭义上的效率，又有广义上的效率。广义上的效率是制度追求的社会效率，它主要表现为通过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也可把它称为制度的社会经济效率。狭义上的效率是制度本身的设置与运作以最小的成本费用获得最大化的效益，即通过降低或减少制度安排的建立及实施过程的成本如所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这一层面的制度效率可称之为制度的自身效率。”[1] 理论上，最佳效率为帕累托效率，即不存在能使他人利益不受损害而使某人获利的方法；或者，边际制度成本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已达到极大值，任何变化都会使之下降，反之，即为帕累托无效。若通过资源再配置能使某人效用在他人效用不变情况下有所提高，即称此过程为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效率是制度追求的工具效率价值。首先，与其他制度安排相比较，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产生或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同时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率也较其他制度安排能够为其社会成员带来更多的共同利益；其次，一种制度安排不仅更能够使所有社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些甚至大多数成员的生活境况得到改善，而且也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第三，一种制度安排更有助于人们实现和完善其生活的目的。[2] 教育考试制度效率是由教育考试制度调节教育领域内的考试行为所决定的。它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而是影响教育测量的行为效率与教育考试资源配置效率来影响教育效率从而达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目的。所以教育考试制度效率可以分为教育考试制度的行为效率和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教育考试制度的行为效率主要是对个人的行为效率，是指个人在该种教育考试制度安排下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成功的行为的比例，而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是考试制度对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测量分层效率和人力资源标识效率。 为了对制度的作用范围更为清晰、准确地表述，本文引入日本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关于“域”的概念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即“把参与人的行动集合的总和称为博弈的域(domain)”[3]，也就是说，“域”就是制度的作用范围。从制度的行为调整特性出发，“它由参与人集合和每个参与人在随后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组成，参与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组织。”[4]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域的作用范围涉及到教育部门管理者、考生、学校以及与考试相关的个人与组织。 域的存在可能以正式制度如法律的设立为基础，如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等。也可能由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甚至由人的本能等所产生。域中的行为可以是一类行为，也可以是某一具体行为。按照域中行为性质的关联度，域可以内含若干子集，称之为“子域”。本文建立一个“域的效率”。为了量化制度效率，从制度效率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并且参照物理学对机械效率的定义，“机械效率是指有用功占总功的比例”，本文定义域的效率如下：域的效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域中“好”的行为占所有实际行为的比例。 关于行为的“好”与“差”的标准本文不作进一步的讨论，而只是把“好”的行为标准作为一个假设前提，从研究的目的出发来拟定“好”与“差”的具体标准。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可以把产生效益的行为作为“好”的行为，把产生费用的行为作为“差”的行为。在法律研究中，可以把合法的行为作为“好”的行为，把不合法的行为作为“差”的行为。具体到国家教育考试行为则是考试产生教育效益大于成本支出的行为称为“好”的行为，我们把产生成本大于支出的行为称为“差”的行为，把成功和合格称为好的行为，把失败和不合格称为差的行为。 假定在某一时期的域中所有的实际行为总数用表示，域中好的行为总数用表示，域的效率用表示，则其函数式为： （1） 理论上讲，任何域的效率都可以量化；但在实际测度中，一些行为，或者由于测度技术或者由于行为本身，有可能不能被观测到。因此，有些域的效率可以做到实际测度上的准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