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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古遗存分析夏商周时期峡江地区铸铜业的发展状况 　　峡江地区，一般指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区域，行政区划主要包括现今重庆的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湖北的巴东、秭归、宜昌等县市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区域。峡江地区处在一个自然地理的过渡带上，这里既是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带，也是北方向南方的过渡带，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气候温暖湿润，物产富饶，因此成为我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根据考古资料，峡江地区分布有众多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址，经统计发现，这些青铜器遗址可分为前后明显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前一阶段，遗址点数量较少，各遗址点出土的铜器数量也十分有限；后一阶段，遗址点和出土铜器数量都明显增加。本文拟通过对峡江地区出土的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和相关冶铸遗迹的整理分析，来探讨该地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发展情况。在分析讨论时，也按前后两个阶段进行。 　　先按由东至西的顺序，将该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介绍如下。 　　1．宜昌地区 　　路家河遗址共出土青铜器6件，包括凿2、镞1、锥1、笄1和刀1件，这些铜器属于西周时期。中堡岛遗址出土铜器6件，包括锸1、鱼钩3、簪1和镞1，时代较早，属于商代。上磨垴遗址出土铜器6件，有刀1、镞4和针1，时代为西周至春秋中晚期；在该遗址春秋中晚期的地层中，还发现一些红烧土面，并伴出较多草木灰、炉渣、铜渣、铁渣、红烧土块和陶范碎片等，明显是冶铸遗迹。宜昌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数量相对较多，遗址点也比较密集，又见有铸铜遗迹，由此推测该地可能存在早期的铸铜作坊。 　　２．秭归地区 　　何光嘴遗址出土铜匕1件，属于商代末期，时代较早。卜庄河遗址出商代铜条1件。 　　长府沱遗址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铜器3件，包括锥1、铜针1、铜镞1，均属于商代。渡口遗址出土商代铜刀1件。王家坝遗址出土铜器4件，包括铜刀1、铜钩1、铜器残片2，也属于商代。秭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时代明显偏早，比峡江地区其他区域遗址所见青铜器时代都早。同时，这里出土铜器的遗址点非常密集，远多于其他地区，据此推测，这里可能是商代的铜器生产基地。出土的铜器都是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反映了该地在商代是良好的人口聚居区。 　　3．巴东地区 　　楠木园遗址出土青铜片1件，属于西周中晚期。黎家沱遗址出土铜刀1件，属商至春秋中期，与此同出的还有石范1件，似乎暗示了这里的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而非外地传入，或者至少说明了该地曾经自行生产小件青铜器。茅寨子湾周代遗存中出土铜镞1件，地层中还发现了多处青铜渣，这也是本地曾经存在铸铜业的证据。团包遗址出土铜锥2件，属于西周时期。与秭归地区情况相似，巴东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遗址点也比较密集，本地又见铸铜遗迹，则该地也有可能是早期的一处产铜之地。 　　以上三个地区都位于西陵峡，其青铜器出土情况说明，西陵峡地区在夏商西周时期普遍使用青铜器，并且当地存在铜器作坊，很可能存在早期的青铜铸造业。 　　4．巫山地区 　　双堰塘遗址是该地区重要的铜器出土地点，两次发掘共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29件，包括镞11、刮刀2、鱼钩5、锥4、残器口1、条形器1、蝎形饰1、杈角形饰1、鎏金鋬形饰1、珠形饰1和簪1，同时还发现有少量铜渣和铜矿石块。该遗址出土铜器的数量和种类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峡江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同时又出土了铜渣和铜矿石，表明该地可能靠近铜矿产地，并存在早期铸铜业。跳石遗址出土铜斧1件，属周代，该斧两侧有范缝，为合范浇铸而成，斧面有“大角羊首”状图案，可能是某种徽记。 　　5．万州地区 　　目前仅见塘房坪遗址出土10件青铜器，包括镞9和锥形器1，属于夏商时期，地层中还见有残碎铜渣块。 　　6．忠县地区 　　哨棚嘴遗址出土铜镞3件，属于西周末至春秋初期。瓦渣地遗址M1出土铜戈1、铜剑1，属于西周早、中期。 　　7．丰都地区 　　石地坝遗址出土铜器3件，包括镞2、钩1，属于西周时期；同时出土的还有石镞范2件，为3镞一组的复合范。峡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详见表一。 　　【表１】 　　由以上材料来看，峡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分布地域来看，以巫山为界，可明显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巫山及其以东地区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出土地点较密集，各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数量也较多，尤以西陵峡境内更为明显，这一区域不仅存在数量丰富的青铜器，而且同时出土的还有冶铸遗迹，表明这些青铜器很可能就是由当地的铸铜作坊生产出来，而非外地传入。西陵峡和巫峡境内（东区）可能是早期的铸铜中心和基地。相比而言，瞿塘峡及其以西地区（西区）的青铜器出土地点稀疏，铜器的数量也很少。 　　第二，从时代上看，东区出土的青铜器年代上限较早，发现很多商代的铜器，而西区的铜器时代相对较晚。这种情况或许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