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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推动中国转型—对话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何梦笔教授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增强非正式的社会资本，必能极大增强社会的行动能力，对改革正式制度，促进政府的法治转型非常重要。Herrmann Pillath，德国人，中文名何梦笔。古汉语硕士，经济学博士，法兰克福财经与管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演化经济学、制度与治理、多元文化比较等方面，对中国、俄罗斯的转型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和心得。2014年1月16日在君泽君律所举办的演讲活动前，中国社科院的冯兴元研究员简要介绍他这位德国导师：“他是弗莱堡学派第四代传人”。二战后，德国经济快速复苏，弗莱堡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们提出一条介于社会主义经济与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社会市场经济”道路。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时，何梦笔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理解“关系”，提出中国并非很多学者所认为的集体主义社会，儒家教义里有一种“比西方更加激进的个人主义”。东亚的经济发展，曾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裙带资本主义”，如何定位国家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角色？如何审视中国的“关系网络”在转型中的作用，不仅避免其负面效应，且借助和提升传统，建立一个强大而符合法治规则的社会网络，以促进中国的转型？何梦笔教授分享了他的看法。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关系”戴志勇：在谈论经济社会发展时，人们通常会提及物质资本、土地资本、人力资本，但对社会资本似乎关注不多。怎么理解社会资本？何梦笔：社会资本有两类：个人的，或集体的。总体上，是指一个人能利用的所有社会网络、关系和机会。芝加哥大学有两个学者，一个叫Ronald Burt，强调个人的社会资本，一个叫James Coleman，强调集体的社会资本。发掘和利用社会资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绑定，强化现有的网络纽带；一种是搭桥，搭建新的社会联结。绑定和搭桥可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两者都需要，但有时两者之间也要权衡取舍。绑定是强化和利用现有信任和合作关系，但可能导致“低水平制度陷阱”，缺乏开放性，也许陷入封闭不利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我有个博士生，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个研究项目，调查纽约调动一些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进行参与式预算的情况。居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一笔预算，来制定参与式规划，改善社区生活条件。有些黑人社区，主要是绑定现有网络联系，没有去搭建新的网络联系，只是利用现有群体的内部资源，不能引入和利用新的程序、新的机会去获得预算资源。社区里的贫困者没参与其中，没得到利用预算的机会。有的社区，吸引大家参与，积极搭建和创造新的网络关系，利用新的预算资源和机会，达到了项目目标，社区居民都从中受益。戴志勇：这个例子可以显示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但这跟文化有什么关系？除了鲁滨逊，谁没有人际网络？何梦笔：但中国有独特的社会网络结构，跟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关系。文化的含义广泛，包含某个群体对生活的共享看法，相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共有的道德和宗教观念等等。中国人的观念、信仰和社会结构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曾在一个讲座中谈到：经济学中对文化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经济学家总把目光集中在《国富论》上，但从《道德情操论》中可以看到，道德情操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是构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我们分析人性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的多维度性质，体现为激情和道德情操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而道德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是经济秩序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已经遗忘了斯密一半的思想，忽略了他所讲的道德情操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遗漏了对社会资本的讨论。戴志勇：传统中国人是比较讲“五伦”：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五种关系，都有自己的价值内核。比如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君仁臣忠。原来意义上的“君臣”已经改变了，其他这几伦跟现代的经济社会的运转是什么关系？你曾谈到，经济增长反而可能带来社会资本的减少。在写给冯兴元的著作《规则与繁荣》的序言里，你还谈到社会资本存在一种负外部性，有些组织有很强的社会资本，但可能带有危险性。难道社会资本不是中性的，未必就有益？何梦笔：中国人的“关系”网络远不止这“五伦”，血缘、地缘、业缘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中国的社会资本，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关系资源配置、信息和信任等，对经济增长具有深刻的影响。经济增长特别快的时候，各种社会结构转型得快、解体得快，信任能否维系就成了问题。新的结构要生长出来，就需要新的搭桥。搭桥的过程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但是，那种强关系的绑定状态可能有害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阻碍开放精神，它是基于现有的信任关系来维持合作。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可能要更多利用搭桥的功能，扩大新的关系网络。黑社会是一种强关系，基于强社会资本，但对社会有危险，行贿受贿者之间形成一种绑定，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但有巨大的负外部性。现代制度要嵌入非正式的文化传统戴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