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 电子文档.docVIP

淮阴侯反了没有 《史记·淮阴侯列传〉教学札记》中，作者曹茂昌老师确信：韩信确实反了，但由于国人英雄情结与忠君情结的影响，导致历代学者为之辩诬，这些辩诬者的分析与立论虽有见地，但存在逻辑破绽。曹老师的论文对我国民族文化心理鞭辟入里，然而，作者的韩信“ 畔逆” 说法，我以为值得商榷。 自古与君王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危难之时，“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其内心的真实诉求；海晏河清之际，见到胸怀安邦定国韬略者，则仿佛“芒刺在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谋逆是最好的罪在不赦的借口，“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的韩信自然难逃功臣宿将的宿命。君主诛杀无罪的功臣，可惜为无损皇帝“圣德无违”的华冕，还得背上莫须有的罪名。 韩信究竟反没有反？与曹老师持相同观点的有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卷六《浮词》中以为：“淮阴初在仄微，堕也无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他断定韩信是造逆之徒，其死于妇人之手乃罪有应得。曹老师也以为：其谋反是有心理依据的，韩信很在乎权势，淮阴家居时谋反，正是因为既得利益没有了，心中不平。 人的行为虽有不可预测性，但环境与性格决定一个人重大行为的主导方向。纵观韩信生平，他似乎追求权势。但细考其行为，他的追求也尽止乎功名。他仗剑从项梁，数以策干项羽，不用，亡楚归汉；为汉治粟都尉，仍觉难展其才，又逃离汉。群雄蜂起之际，项羽、刘邦、陈涉之辈俱具问鼎之志，韩信先依附楚，再依附汉，追求的是从龙得风，附骥致千里，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他以为帝位非其所求——“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如其真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因时乘便，取代高祖并非难事。汉六年时，“（汉）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韩信）”，有人诬告韩信谋反。高祖计划巡云梦，诱捕韩信。韩信也识破其阴谋，料到有非常之变，韩信如真的罔顾恩义，贪图帝位，只需将计就计，反趁皇帝准备不足，擒拿送上门来的高祖，天下可一鼓而定。可见，主张韩信因为对权势的欲望而造反的依据不足。 曹老师以为“讨封齐王，也许是想反的试探”依据，这一点也值得商榷。韩追求的是功名，在他拜为大将军时，就对刘邦剖析楚王：“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坦言有功当赏，平赵之后，“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既然韩信灭赵王国，请求立张耳为王，怎能说灭齐时请求立自己为齐王时，就成了试图谋反的依据呢？ 更为重要的是韩信是一个重道德的人。虽小节可能有失，但他知恩图报，“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他忠诚不二， 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韩信时，韩信谢曰：“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考验韩信忠诚，在辩士蒯通的劝诱中达到顶峰： 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 韩信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绞尽脑汁，反复的冲击韩信的道德底线。蒯生当世活生生的事实相劝，“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後常山杀成安君泜水之南，……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同时以从汉的危险警告韩信，“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勾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姚永概言之：“反复曲尽，不厌其详，所以见信不反于此时，则后之反乃妄致之辞耳。”（《慎宜轩笔记》卷四）当时，夺取天下只在他的转念之间，但韩信坚守传统的士大夫信念，忠于汉王。有如此性格基础的人，怎么会造反呢？ 韩信的超群的忍性，也无法让人相信因利益受损而冲动造反。因冲动而造反的心理基础是理性控制的缺乏，但恰恰相反，韩信的忍耐人人皆知，传世的“胯下之辱”可谓奇谈，韩信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能“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并在王楚时，还拜辱之者为中尉。汉王也是屡次逼他：夺其赵军，袭夺其齐地，欲借游云梦而擒之。这些时候，危境已萌，韩信只要不忠，或者不忍，早已举兵向汉，问鼎中原了。 司马迁评价韩信“伐功矜能”，这通常会被当成谋反的心理依据。其实，虽然被降为淮阴侯时，韩信怨形于色，“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这种怨望并不会导致谋反，此时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