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比较个案研究.doc

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比较个案研究 　　摘要：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关键词：劳动抗争 街头抗议 集体上访 法律仲裁 消散式遏制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中国在日渐成为国际市场的“世界工厂”时，劳工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了其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中国劳工公告》的数据，2006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9万多起“群体性事件”，而其中大多数涉及工人。如果我们把劳动仲裁也看作“劳动抗争”（labor contentions）的指标之一，情况就更加明晰了，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在2005年和2006年，每年的劳动争议都高达31万起；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更常规化的劳动冲突表达方式，也就是不计其数的劳动上访。如果说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之下，产生激烈的劳工矛盾（labor conflicts）是不足为奇的，那么让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激进的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而只是出现了一些零碎、自发的小范围劳动抗争。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零碎的地方化斗争会随着工人的无产阶级化而逐步上升为全国性的斗争，甚至会产生革命（Marx，EngelsTucker，1978）。按照世界体系理论，劳工运动并没有在世界版图上消失，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被再组织起来，并随着资本的迁移而转移其战线，而这一论断的确被发生在巴西、韩国和越南等地的劳工运动所证实（Silver，2003；Chan 1998；Koo 2001）。那么，当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流入地时，也理应成为对抗国际资本剥削的世界劳工运动中心。然而，困扰中国的那些零碎的劳动抗争却没有导向大规模劳工运动的迹象。 　　中国“劳工运动的缺失”引起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探讨，但他们的解释大多集中于工人的局限性或者国家的能力（state capacity）。很多研究都指出了工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分裂（fragmented identity），即工人受到单位区隔（Chen，2000）、性别差异（Sargeson，1999）、地域分化（LuPerry，1997）或雇佣关系（Mallee，2003）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形成超越这些既有边界的阶级认同，也就无法发起建立于共同利益和普遍身份认同基础之上的跨越边界的劳工运动。基于强调单位区隔的“蜂窝状运动”（cellular activism）理论就是这种视角之下最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Lee，2007）。此外，很多研究着眼于国家对劳工运动的控制，即国家对于工人独立组织工会及罢工的禁止（Chen，2003），这些都限制了工人运动发生的组织化资源；还有一些研究也强调了国家的物质性措施，比如，多层次社保网络的建立（Hurst，2005）和对非正式经济的鼓励（Lee，200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的生存困境，从而也弱化了他们的斗争意志。这些研究更多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工人不愿意起来反抗或者没有能力起来反抗的问题（刘爱玉，2003）。而中国的实际问题却是：当工人们起来反抗之后，为什么他们的斗争不能得到持续或者扩展，而是被国家逐步平息，从而未能导向大规模劳工运动。如果说，国家对工人独立组织的禁止从制度上杜绝了工人运动的可能，那么，分析中国工人激烈的抗争如何被平息却需要一些具体的解释机制。而工人的分裂性导致其保守性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判断，因为在世界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曾出现工人突破壁垒实现联合大规模斗争的先例，所以只强调工人之间既有的分裂不足以解释其斗争程度的不足。因此，像以往研究那样把工人的特性看作固定不变的，而把国家处理成静态的制度背景的弊端显而易见；相反地，要从国家和工人的积极互动过程中来探讨中国独特的劳工政治。Solinger（2000）曾经提出，“工人反抗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它本质上的互动性（interactive）。工人既对他们置身其中的总体政治经济环境作出反应，也根据他们从厂领导和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处理对待来行动”。可见，工人反抗的互动性使得工人的集体行动总是对国家的行为作出反应，因此，国家可以有效地控制工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