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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移民对陕南居民构成及地域文化影响 　　[摘 要]清朝前期之际的川陕大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居民构成，各地的方志和文献以及地方保存的碑文均反映了这一变化详情。移民也带来了迁出地的特色文化，它与原有的地域文化交汇融合，衍生了现在陕南地区特有的特色地域文化。 　　[关键词]陕南；移民；地方志；构成；地域文化 　　陕南地区即地理上泛指的川陕楚交边的秦岭—大巴山区，是历史上主要的流移人口集聚地之一。 　　明末，陕南的人口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即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军的反复兵燹之后损失殆尽，其地域人口、文化也遭到严重损伤。严如熤（嘉庆时的汉中知府）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北、川东风土与汉南相近，自明以来，荆襄流民即聚此数郡之间。明末遭张献忠杀戮之惨，遗民所存无几。承平既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广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连，易于搬移也。”[1]汉南即现在的陕南地区。 　　为了充实和发展这一区域，清朝建立不久，就考虑向此地移民事宜。另外导致移民的原因是湖广一带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当时任定远厅同知的马允刚（定远厅地处大巴山区，属汉中府，乃分西乡县之地设置）说：“自高宗乾隆三十年后，川、湖、两广生齿日繁，人稠地窄，来南山开种者日益众，”[2]这也符合那是中国真正处于一个人口增长高峰的实际。 　　再一个原因是自然灾害及饥荒因素，在向陕南移民中，因灾荒迁移者占很大比例，诸多相关记载都提到了灾荒因素。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名学者、乾隆年间长期巡抚陕西的毕沅奏请将兴安州升为府，奏折中说：“（兴安所在山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3]地方志亦载：“乾隆初，中干山南老林未开，土地荒芜。及四十三、四等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祲，小民流徙，络绎前来，多散布于山谷间，渐次开垦，安然乐业，遂成土著。”[4] 　　基于上述原因，清王朝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一般称为“川陕大移民”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陕南、四川定居，其中来???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 　　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贯穿于川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秦巴山区，尤其是以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为主体、涉及其周边地区的广袤山地是明清两代大移民的重要地区”[5]日以千众的数目流入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度使陕南各地的人口骤增。随着各地大批移民的流入，不仅为陕南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技术，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方言语音、风土与民情，以及各地的民间艺术，为陕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如此规模的移民，必然对陕南当地的居民构成产生重大影响。严如熤论及清代嘉道时期陕南人口的土客结构时说：“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6]也就是说，客籍大概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八以上。严如熤长期任职陕南，而且十分重视地方社会经济、民情民风的调查研究，其所说应当反映当时的实情。由此可以推论，移民约占当地居民是80%左右。 　　以山阳县的变化为例，何树滋（湖北钟祥人，乾隆晚期先后在雒南、山阳等地任知县）《修惠士田序》云：“数十年以前，居民无几，地方闲空。自乾隆三十年以来，生齿繁多，城内城外人烟稠密……”[7]。 　　类似于山阳县在陕南不少地方出现。在紫阳县，乾隆中期就因流移大量进入，甚至发生众多的土客纠纷，时人有“紫阳地方，山深境僻，籍混人多，认地开荒，欺扰土著，逞刁健讼，遇事风生”之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在任的县令张志超即以有效调处土客关系而政绩显著。他认为“一邑之荒地渐开，四方之穷民攸赖，况兹扶老携幼，移家就食，土人固虞其欺扰，而有司何忍其流离？”[8] 　　至于移民中落户于陕南的省籍构成，近来有过不同说法，但总体认定以荆楚来的移民为主。我们再以陕南一些地方志和搜集的碑文为例，予以佐证。 　　综合陕南人口籍贯姓氏统计，在所收集的81个籍贯姓氏族姓中，来自两湖者有54个族姓，其中明确为湖北者36个族姓；明确为湖南者14个族姓，无法分南北者4个族姓。其余来自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地。显然，来自湖广的移民占了主要比例。前引严如熤关于陕南人口土客结构的分析，即可作为移民迁出地分布的参考：“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来自两湖的移民在这其中应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当然这些移民具体分布??陕南各个县其迁出地分布就有一定差别，地方志等文献记载可以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在雒南，知县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有：“卑职节奉宪檄：准部咨将境内两湖人民开垦山地已成段落共若干，查明分则升科”之语，直接称开垦山地者为“两湖人民”而不言其他省区，可见自两湖来者数量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