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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共同体视阈中创新社会管理 　　摘要：共同体作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缓冲力量，是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力量。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同作用、促进公众参与，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落脚点和根本保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培育现代共同体来实现。现代共同体在促进公众参与、激发成员的主体性和社会的活力、提供社会服务、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等方面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克服现代共同体培育瓶颈、促进其发展壮大，对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现代共同体；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社区 　　中图分类号：C 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4-0325-05 　　社会管理，其实质在于发挥社会自身力量以实现社会的和谐。而社会的力量，往往是以该社会中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各类次级群体、社会组织等中间力量来体现，这种中间力量，在社会学上是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表述的，它就是共同体。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培育新的现代共同体，使其得以发挥凝聚公众力量、促进社会参与、激发成员的主体性、增强社会的活力等作用，进而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目标。 　　一、我国社会管理的沿革与创新社会管理 　　1 我国社会管理的沿革 　　人类是以群体的方式维系生存与发展的，从而形成社会，有了社会的存在，便有了对社会的管理。一种社会管理模式，与该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有密切关联。就我国的社会管理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将其沿革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传统社会时期。农耕文明下的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内部相对封闭、整体上散漫无组织的乡土社会，借助于上层的官僚行政系统与底层的家族自治系统，基本上就能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和秩序的维系。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士绅阶层，该阶层“担任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就地方事务为官员们出谋划策，同时在官吏面前又代表了地方利益”。除了发挥这种中介性作用外，士绅阶层还具有对社会上下两层的渗???作用。因为“士绅与家乡的联系是永久性的，对家乡有情感归附，觉得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区福利”，同时士绅又“与各个层级的正式权力都有联系，这种联系使他们享有影响地方官吏的权力”。这样，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看似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通过士绅阶层的沟通和渗透得以实现有效的互动与对接。 　　其次，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建立了一种几乎是无缝隙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具体而言，在城市建立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正式的职工由单位这个组织形式来管理，而对于那些没有单位归属的闲散人员、需要救济和优抚人员等，则通过街道和居委会体系来管控。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一垂直体制来控制，并依靠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限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流动。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缝隙的组织化管理、各种运动式的政治动员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控制，国家力量得以向社会全面渗透。美国政治学者邹谠用“全能主义”来概括这种社会管理的特点，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这种从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维持社会低成本管理的有效方法。 　　最后，改革开放后国家不再独断所有生产资料。农业的非集体化、地方政府企业的兴起以及私人和外资企业的兴起有效地瓦解了国家独断的根基。政治体制改革中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亦释放出大量的社会空间，使得原有的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开始松动。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单位获取各种社会福利和服务的模式亦随着单位制解体而难以为继。依靠政府、市场和各类社会组织共同提供社会服务，成为改革的基本趋势。 　　2 创新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引发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同时个体权利意识的日益增长，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长，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以国家对资源高度垄断、对个体活动空间严格限制为特征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变迁社会的需要，创新社会管理便被提上日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对这一社会管理格局再次进行了阐述。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201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及时总结了许多省市在创新社会管理上的经验以及中央指导创新社会管理的新精神。这表明，创新社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