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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侵袭与规制 　　摘要：法律不完备为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的侵袭预留了空间，而裁量主体在行为过程中的“经济人”取向则是裁量正义难以实现的直接原因。必须利用裁量基准等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规则，完善行政机关内部分权以强化对行政裁量的制约，压缩行政裁量的空间，为公务员抵抗社会资本的干扰提供挡箭牌。同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和行政伦理建设，降低裁量滥用的激励。 　　关键词：社会资本；关系网络；裁量正义；规制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14?04 　　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1]能否获得社会资本以及拥有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作为社会人，个人始终无法摆脱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个个体的行动还受制于自己和互动对方之间的远近亲疏。作为公共权力运用的一种方式，行政裁量行为虽然会受到法律制度的制约，却无法避免人际因素的干扰。社会资本对裁量正义的侵袭时有发生，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行政裁量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的侵袭 　　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2]其中，关系网络发挥着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等作用，而规范则能够通过增加社会活动的可预见性来增进社会和个体的福利。至于信任，是指我们可以相信一个人将会按照预见到的方式行事，是人际合作的基本前提。注意，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三者之间能够互相促进和加强。具体言之，以关系网络的稳定发展为基础，广泛存在的互惠规范能够比较有效地降低机会主义倾向，增加互惠人群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这反过来又可以巩固和强化互惠规范，进一步扩大关系网络的作用空间。 　　尽管到目前为止，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的影响仍在争论之中，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既有正面的积极效应，也有负面的消极效应。无论是表现为规则、程序和先例的结构性社会资本，还是表现为共同遵守的标准、价值观、态度和信仰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它们都能够促进互惠性集体行动，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惠的集体行动。互惠的集体行动对于实现行政裁量和其他行政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如此，社会资本尤其是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正义的实现更多地产生了负面的消极影响，这种负面效应集中于对“圈外人”的排斥，同时也表现为对“圈内人”的压力，具体表现在行政主体对“圈内人”和“圈外人”的不平等对待。社会资本除了会影响行政裁量的最终结果，也可能对行政裁量的过程产生干扰，有时甚至导致裁量行为无法正常开展。也许在行政裁量行为的最初，行政人员就会收到来自于上级、亲戚、朋友、同事或者其他社会关系带来的压力，无法严格按照正义的要求进行判断。 　　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影响和侵袭，只不过是中国人行为的“关系取向”模式在公权力运行领域的一种影射和表征。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在儒家思想里，个人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往关系中的行 为。[3]费孝通先生认为，这种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体系实质上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 　　收稿日期：2012?10?10；修回日期：2012?11?05 　　作者简介：刘廷华（1978?），男，四川广安人，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法经济学；李凤军（1974?），男，甘肃兰州人，宜宾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的网络。”[4]这个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诸多关系连接而成的社会网络，实质上也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圈子，圈子内的人们表现出高度的信任和合作水平。为了维系和强化这种关系网络，人们在利用它获取利益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自利”和“利他”的动态过程中小心翼翼地进行平衡。具体而言，公务员可能需要借助关系网络为自己政治升迁创造空间，或者谋取其他个人利益；作为回报，他又利用掌握的行政裁量权为对方谋取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由于在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他影响行政裁量的程度也不同。越是接近关系网络的核心，其对行政裁量的干扰能力就越强。这不仅导致行政裁量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减少民众对行政机关的不信任，而且可能导致行政相对人利用各种变通途径甚至不法手段去冲破关系网络的固有格局而挤进核心圈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最终，行政裁量的结果因为相对人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同而不同，行政裁量的正义也就无从实现。 　　二、社会资本侵袭行政裁量的 　　制度原因 　　经济学家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