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北宋对辽、西夏外交处于劣势原因.docVIP

简论北宋对辽、西夏外交处于劣势原因 　　[摘 要]北宋与辽、西夏并立，一直给人以“积弱”的印象，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处于劣势。其原因可以做多方面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关键词]重文抑武；守内虚外；更戍法；因循守旧 　　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除了在北方与其对峙的辽，还有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北宋初年为了收复幽云地区曾两次主动对辽进攻，均以失利告终，在随后的战事中一直处于劣势。党项族立国于西北一隅，无论其面积还是国力更无法与宋匹敌，然而终北宋之世它却能屡次击败宋军。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养兵百万，貌似国力强大，实际情形偏偏相反，为了维系和平局面不得已每年对外输出大量的岁币岁赐。个中情由不能不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只有走近历史的实际才能揭示问题的实质，以下几方面原因均不容忽视：重文抑武的政策、政治效率及经济特点都是重要因素，当时的民族状况及地理环境也是应该考虑的重要的因素。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兵变轻而易举地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后周政权，开启了宋代的统治。为了防止类似情形在自己王朝的重演，宋朝的统治者制定执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并为历代赵宋皇帝所奉行。所谓“重文教，轻武事”（1）肇端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解决统军大将的军权后，又有“观宴罢节镇”，解决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接着以大量文臣知任地方，并任各路转运使收缴地方财富。北宋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自唐以来的藩镇割据的局面，鉴于武人专横的恶劣史迹，进而对武将厉行种种限制。最突出莫过于“更戍法”，各地禁军频繁调防，奔波于路，结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武将诚然难以再恃以跋扈，也造成宋朝军队指挥不灵，战斗力不高。最高统治者在各种场合也刻意降低武将的待遇，文雅三年一阶，武将则要五年一阶，甚至贵为最高武官的三衙长官见文臣也必须恭敬行礼。统治集团对武人呈现出一致的不信任乃至蔑视。曹彬之子曹玮是宋初少有的宿将，在丁谓的排挤下，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位至枢密却被同僚蔑称“赤枢”，一再受到排挤，最终出判陈州不久???在忧郁中溘然而逝。宋仁宗想重用名将王德用主持枢密院，有言官居然以其貌酷似宋太祖而将其排挤外调。武将的命运如此多舛，连他们自己也无可奈何，王德用即曾对信任自己的宋仁宗说：“臣武人，幸得以驰驱自效，赖陛下威灵，待罪行间足矣。”甚至认为无端构陷自己的言官不失为忠臣。（2）正惟统治者对武将的猜忌加剧了前线战事的失利，“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3）宋太宗以后对辽采取守势，收缩战线，越来越奉行内虚外的国策。大量禁军驻防在京城及内地要冲，边境上只有少量武装。中原自石敬瑭以后即失去了地利，这样的防御态势更难抵挡来自外部强有力的进攻，以至于辽或金的军队能够长驱直入，迅速威胁到宋的都城。 　　与此呈鲜明对比的是宋代重视科举制度，扩大士大夫入仕的门径，优待文臣。在富足宽容的氛围中，温文尔雅的士大夫甘于自守，更有党同伐异下的争斗不休，然而终两宋文臣并无一例被罪杀者。享乐思想在宋初即非常盛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回馈以大量的良田美宅，终宋之世“田制不立”，统治集团得以从容兼并。除了科举正途外，宋代官吏大量来自于“世荫”，即靠父辈或者是祖辈的功劳直接进入仕途。甚至王朝每年的历次大典都会例行大量的赏赐与恩荫。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代社会较早地沉浸在因循守旧的暮气之中，即使有政治家倡导改革也会遭遇重重阻力而难有作为。真宗年间的寇准一度希望改革官吏考核标准，他“用人不以次”（4）的工作作风既已得罪了论资排辈的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他遭受丁谓排挤时朝堂上寂无声援者。宋太宗以后的君主们对兵事更乏善可陈。面对辽军的进攻，真宗先是惊惶失措，虽在寇准极力鼓励下勉强亲征却在有利的形势下签订了屈辱（下转第20页）（上接第18页）的城下之盟，很快又在王钦若、丁谓之流的引诱下进行自欺其人的东封西祀。到仁宗时边防废弛到边境上城池塌崩失修的境地。唯一想有所振作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对西夏的两次惨败最终令他在绝望中死去。宋徽宗更是荒唐，妄图借金的力量恢复幽云地区，孰料引狼入室，导致北宋的灭亡。 　　若就宋朝的经济而言应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依旧建立在稳定循环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这样的经济环境一般难以应付长期战争的考验。宋朝所豢养的庞大募兵更要消耗巨额的社会财富，更戍等非战争性的例行费用已经成为国家财政在和平时期的沉重负担，更遑论战争动员了。宋代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一带，而对辽或西夏的战争却以北方为前沿，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对于北方而言不啻为重负，终两宋之世存在的“支移”即作为战时体制的一例而成为北方农民沉重的负担。因此从经济角度而言，宋朝在北方与境外兴兵可能引发的全国性的财政危机。反之，辽与西夏却因经济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