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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困境纠结理性与不确定性 　　摘要：理性选择理论的建构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注重演绎方法的运用，因其逻辑与现实的不尽一致而遭到广泛批评。当代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也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丹尼尔‘卡尼曼即通过分析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心理而提出期望理论，销蚀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使理性选择理论纠结于理性和不确定性之间，陷入了要理性还是要充分应对不确定性的两难境地。 　　关键词：理性选择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54－06 　　二战以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不断向其他学科扩展，从而形成社科领域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格局。由于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往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渗透到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分析中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经济学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在政治分析中的运用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理性选择理论，其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得出精致的政治分析模型。由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建构依赖于抽象演绎，作为其理论根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否足够稳固就成为这一理论范式是否具有说服力的决定因素。学界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及其在政治分析中的应用的评论性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本文无意重复这些论说，只想从不确定性与理性的纠结这个角度对理性选择理论做一番考察，以期得出有价值的判断和启示。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及其批评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其将人视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逐利过程中，经济人是自私的，道德考虑对其商业交易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其行为中也不存在兄弟情义和慈善，他的愿望就是通过不犯法的任何手段赚取他所能赚到的所有的钱。理性经济人假设被引入政治分析后，传统的通过政治参与行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政治人假定被抛弃，转而认为政治领域中的行为主体，无论选民、团体，还是政治家和官僚，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正如布??南所说，“经济学家们一旦将注意力转向政治，他们就应该―一或者现在应该――把公共选择者构造为效用极大化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不仅指经济人自私地追求物质利益，其还隐含着个体理性的假设，即人是理性的行为主体，掌握着足够的信息，可以无障碍地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只有通过理性算计，才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本身即蕴含着理性算计的内涵。 　　理性，原本是哲学中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古希腊的逻各斯，到康德的道德律令，再到罗尔斯的正义法则，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理性的认知和应用。依靠概念进行思维，进而从中抽象出某种普遍法则，这是理性在哲学中的功用，而社会科学中的理性与此有较大区别。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即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它关注人的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而不看重其客观后果；工具理性则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合理性理解，它是对实现特定功利目的之手段的思考，追求实现目的的最高效的手段。在此区分的意义上，理性选择理论所理解的理性就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即一种算计能力，如安东尼?唐斯所说，“‘理性的’这一术语绝不是用于一个行为者的目的，而仅仅应用于他的手段。”由此，理性这一原本很复杂的概念被大大简化，仅仅成为一种计算效用高低的工具，有效性成为理性的评价标准。 　　理性选择理论在纯粹工具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并通过将其与追求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使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建立起具有完美逻辑的模型。但是，逻辑上的完美往往并不能够与复杂多变的现实相符，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模型精致而完整，但是并不能充分解释现实，甚至与现实多有抵触，其关键在于充分理性的前提假设：“单独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生。由于他所必须寻找的备选方案如此纷繁，他为评价这些方案所需的信息如此之多，因此，即使是近似的客观理性，也令人难以置信。”现实状况的复杂性使得理性人假设受到来自不同学科和角度的广泛的指责和批评，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心理学对行为动机复杂性的考察以及社会和文化研究对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性的阐释等。 　　二、不确定性带来的新挑战 　　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中，人被构想为完全的理『生人，具有完备知识，可以进行功利计算，与此相应的是，人所面临的世界被认为具有确定性，这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在西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方法论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同时并存，其后，经济学的这两种研究方法开始分化，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精致化，并且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抽象演绎法试图在缜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