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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徽商传记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摘要：在明清文人文集中，徽商传记数量颇丰，迥异前代。囿于文体类型，这些徽商传记均包含有旌扬传主之意，尽管其中有的作家对溢关之辞保持着警惕。综观明清传记中的徽商，他们大都是“托贾名而饰儒行”的“儒贾”，集文化、才干、道德于一身，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对历史徽商的正面印象。徽商成为一部分明清传记的主角，是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其中有些徽商传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产生了逸出应用功能之外的文学效应。 　　关键词：徽商；传记；儒贾；历史价值；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2-0129-07 　　收稿日期：2011-02-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ZH220）；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AHSK05-06D13） 　　作者简介：耿传友，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30039 　　在明以前的文人文集中，商人传记非常少，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文人和商人关系的密切化，在明清文人文集中，商人传记触处可见，其中很多是为徽商而作。徽商传记的大量存在是明清文学十分突出的现象，这一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如张海鹏主编的《徽商研究》、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等，均有章节涉及徽商传记。另外，还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论文。然而目前的研究，或把徽商传记附在所研究的题目内作部分的探讨，或把徽商传记作为史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尚未发现将明清徽商传记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整体观照者。本文试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明清徽商传记的文体特性与写作宗旨，对明清徽商传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综合加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述逝者之美”：文体特性与写作宗旨 　　本文论述的徽商传记主要是指明清文人文集中记载徽商一生事迹的文章，包括为徽商而作的传（记）、行状、墓志铭、墓碑、墓表、神道碑等。清乾隆间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古文辞为十三类，徽商传记属其中的传状类或碑志类。明清文人文集中为徽商而作的传记虽都记述传主一生的事迹，但在文体上却各有特点。传和史书中列传的体例大体相同，徐师曾云：“按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汪道昆《太学生潘图南传》明确指出：“传者，传也，述逝者之美以传之后世者也。”行状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传记文章，刘勰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溢，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后来，行状的用途有了变化，明清文人文集中的徽商行状，多是由死者家属或了解死者的人，事先所写的有关死者生平事迹的资料，为备请人撰写墓志之用。墓志铭一般都是死者家属请有名的文人所写，文的前面部分为记述死者生平的传记，后面部分为颂赞体的铭文，表示对死者的赞扬和悼念。墓碑、墓表、神道碑则多称述死者的学履德行。从总体上看，明清徽商传记的写作大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均包含有赞颂、旌扬传主之意。 　　同时，文人谀墓取酬，由来已久，而在明清，此风尤盛，逝者亲属在请人作文时，往往有重币为贽。王世贞为徽商所作的传记中多次提到徽商的亲属持币请文的情况，如汪道会曾“布币具司马之状若辞而附以所缀遗事”问志铭于王世贞。李维桢为商人作“碑版之文”而受取金钱，《明史》本传就有记载：“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正因为如此，一些作家对传记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为徽商作传时，特别强调“实录”，对“谀墓”之语、“溢美”之辞保持着警惕，注重传信足征。这里以为徽商作传最多的汪道昆为例。汪道昆《明故宛平丞吴长公元配汪孺人合葬墓志铭》说：“夫孝子慈孙，务溢美以佗先世，作者藉其口实，谬以为传信足征。核则不雠，率以谀墓见坐。谀墓无当，君子耻焉。不佞以善病废修辞，庶几为寡过地。在昔吴处士荣让即世，则尝志其墓而铭之。其人以长者特闻，非谀也。”类似的郑重声明，在汪道昆《太函集》中还有不少。如《明故太学生九州汪公行状》云：“公诸子抵余为公传，余务传信，故与公无溢辞。”《先伯父汪次公行状》说：“余为次公近属，故举其质行大较，毋敢入溢美之言。”这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汪道昆也在努力践行着这一追求，他在《明故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程公行状》中曾不无自诩地写道：“不佞草状既成，就尚书质当否，尚书长太息曰：‘实录也。辞无溢美，公足以当之。’” 　　二、历史价值：徽商“儒贾”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