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河》关于现代社会变迁叙事策略.docVIP

论《长河》关于现代社会变迁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105—0101—06 　　本文打算就沈从文著名长篇小说《长河》有关“社会变迁”的主题，在叙事学的角度做出个案分析，以证作者对现代社会变迁所体现出来的爱憎立场和文化心理。从小说已写就的第一卷来看，除“题记”和“自注”以外，《长河》共分“人与地”、“秋（动中有静）”、“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吕家坪的人事”、“摘橘子”、“大帮船拢码头时”、“买橘子”、“一有事总不免麻烦”、“枫木坳”、“巧而不巧”和“社戏”十一个篇章。每个篇章的题名反映了沈从文对乡土社会的变迁过程进行的“复杂的、多层面”的思考，“可以说，作品把爱与憎，悲剧与喜剧，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述，现实动荡外加自然景物、民俗风情、人事哀乐，都容纳里面去了。”这样的谋篇布局决定了《长河》在《边城》的基础上丰富了对处于时代急流中的乡下人事的叙说，人事的哀乐得失也不再像《边城》那样仅仅拘囿在牧歌情调的抒发、对命运偶然性的书写上，毋宁说它的复杂和多层面是因为它重续了《边城》所奠定的“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基调，且又将它结合到传统乡土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以致作者在展开社会批判伊始，象征性的政治讽刺内容很快占据乡土书写的关键性部分，且还掣肘着叙事的转承和张弛。这样，《长河》的叙事策略便不得不围绕着传统社会在变化的社会秩序下的常与变、新与旧、“好”与“坏”的冲突来不断调整。常与变的对立、新与旧、“好”与“坏”的对立赋予《长河》的现实品格足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一份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过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这样的现实品格使得《长河》较为敏锐地触及了社会问题，多少带有一番“补引‘过去’，疏证‘当前’，预言‘未来’”的意味。 　　社会变迁作用于传统的乡土社会，乡土传统因之被不断瓦解，这才是《长河》中乡土社会最大的真实。沈从文的乡土创作既然要考虑农村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一真实故事，无疑要主动放弃美化乡土传统的浪漫话语，俯就于现实主义话语对乡村真实、尤其是对处于变化秩序下的乡村真实的捕捉，以便在常与变、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展现乡下子民的哀乐得失。《长河》的现实品格无疑正是奠定在它对乡土变迁的这种细述与反思上。凌宇说过，“《长河》的叙述重点及创作主旨，是乡村灵魂准乎自然的存在形式及其面对人生大患（社会急剧变动）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在小说开篇“人与地”中，叙述人在叙说乡土社会人与大地的关系时，就清楚地交代了故事发生地点的民风人情所具有的“准乎自然的存在形式”： 　　两千年楚国逐臣屈原，乘了小小白木船，沿沅水上溯，一定就见过这种橘子树林，方写出那篇《橘颂》。两千年来这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虽多少改变了些，人和树，都还依然寄生在沿河两岸土地上，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的季节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入于土，新生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茁起。 　　应该说，这样的“准乎自然的存在形式”是建立在亘古不变的农耕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人与大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简单总是不断受惠于这种传统又反哺着传统，生老病死、新陈代谢便成了顺其自然的季节轮换，人力并不着意改变这样的自然演化趋势，且传统在这种人际关系的简单传递中又能展现其美好的一面。传统无须改变这种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也不对传统构成挑战。其实，人力也无法改变这样的自然演化趋势，人之依附于土地，“靠土地喂养”维持了传统的稳定，传统的稳定又将人之依附于土地的关系巩固下来。至少在“人与地”这一篇章中，叙述人是以一种赞赏的口吻来叙说吕家坪小镇橘子丰收的，叙述人津津乐道橘园主人的好客、热情，似乎还要拿橘子在大城市成为城里人的“必需品和奢侈品”来映衬乡下人丰收之时赠予路人橘子以解渴的无限慷慨与热情。个中原因乃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劳作完全保障了田园生活的自如自为，人们即使世代相袭、安土重迁也能过得上平平安安的生活。譬如，小说这样叙述到，在吕家坪这个小镇，“吃水上饭发了迹的水手”希望荣归梓里“找落脚处”，他们中的一些只要“人跳脱机会又好，一年两年后，说不定就补上了保长甲长缺，成为当地要人。从此以后，即稳稳当当住下来，等待机会命运，或者家发人发，事业顺手，儿女得力，开个大油坊，银钱如水般流出流进，成为本村财主员外。”可以见出，在这里小农经济虽然不多么壮大这些发迹水手的财力、物力，但是在以农耕持家的乡下人眼里，这就是一辈子辛苦的最后冀图，做“当地要人”、做“财主员外”结果就成了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乡下子民的最好盼头。 　　可是，叙述人介绍这些发迹史时毕竟有意回避了福祸相依、命运变化以外的弱肉强食的残忍一面，仿佛财富的聚敛是纯粹的劳作积累，不消一番打拼和钻营。叙述人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