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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兆梓劝子归国前后 　　1956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前国民党政府派驻美国纽约副领事金永祚和他的夫人张治敏，儿女金世芸、金济民等，举家从美国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于6日晚上到达广州，受到政府的欢迎和接待。” 　　上述新闻里提及的金永祚乃是金兆梓先生的独子。金兆梓（1889—1975），浙江金华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史学家。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顾问，建国后，历任苏州市副市长、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61年4月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金兆梓膝下有三女一男，金永祚虽不是老大，但作为家中的独子，金兆梓自然对他是宠爱有加。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加之诸多个人因素，金永祚被迫困居美国，父子两人分离长达8年之久。那么，金永祚在美期间如何与父亲联系？他后来是怎样回到祖国？回国后又有哪些经历？这一切还要从金永祚的职业说起。 　　“我相信我的父亲” 　　1942年，金永祚从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毕业后，考取了外交官资格。1948年，他被派往驻加拿大温尼伯（马尼托巴省省会）领事馆，担任副领事。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迫于外汇短缺、财政拮据，裁撤了不少驻外机构，驻温尼伯领馆也在其列，金永祚因此调任驻纽约领事馆副领事。 　　当时的台湾当局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外交危机。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与我建交，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也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使国民党政权在国际外交场合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连续欠薪长达数月，引发了外交人员的不满，一些驻欧洲的大使馆、领事馆工作人员联合发起了“索薪运动”，国民党政府驻美各外交机关同样人心惶惶，驻美大使顾维钧与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亦为之挠头。身处纽约的金永祚一时也不知所措，进退维谷。远隔重洋的父子俩从此只得依靠鸿雁传书，沟通讯息。 　　1950年1月5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指出“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前国民党反动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都应该认清全国解放的光明大道，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立功自效，以求见谅于人民，实为至要”。这等于是中央发出了欢迎原国民党外交人员归国的信号。从报纸上获知这一信息后，金兆梓兴奋不已。为了让儿子尽早返回祖国，他反复写信催促其子赶紧辞职。金永祚是孝子，自然不会把父亲的话当做“耳旁风”，且他早已厌倦了这种朝不保夕的职业生涯，即于当年辞去了公职。可是，回国一事却让他犯难。在给父亲的信里，金永祚叹起了苦经：一方面，一双儿女尚在襁褓之中，经不起长途颠簸；另则，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无法正常领到薪水，辞职后的他已是囊中羞涩，且又担心回来以后就业无门，无力负担家用。因此，金永祚决定寻找一份新工作，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积攒些归国费用。如此一来，回国之事只好从长计议。 　　此时的金兆梓仍继续在中华书局任职。1951年11月，因患高血压，退职养老。他嫌上海环境过于喧闹，遂迁居苏州静养，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相当于原薪的60%，可谓衣食无忧。按说他手头尚宽裕，接济儿子全家回国当不成问题，但看到儿子能自力更生，勇挑家庭重担，他心中暗自欢喜，欣然支持儿子的决定。 　　没过多久，金永祚受聘于纽约一家由华侨经营的陶瓷厂，被委以厂长职务，负责日常的生产运营。一则他大学里主修的就是经济专业，管理企业对其不是难事；二则金永祚在西南联大就学时还曾得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真传，也算是有些专业根底。因而，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浪潮，美国国内充斥着各种诬蔑新中国的流言蜚语，说什么“每个中国人回国后要被‘洗脑子’，如果实在无可救药，就要杀头”，又说“中国是‘有国无家’，回国以后，家庭要被拆散，父子也不能相聚”。每每听闻这些，金永祚不免忐忑，他唯一的求解办法就是写信询问其父。金兆梓总是循循善诱，时常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击破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他告诉儿子，自己每天上午看书、读报，下午听听弹词，过得十分安闲惬意。他还对金永祚说：“现在国内物价稳定，乞丐、小偷、妓女都没有了。上海的流氓也绝迹了。和解放前比较一下，无论从那一角度看都已有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①其后数年里，父子间的通信愈发频繁，基本上平均每月一次。 　　尽管金永祚早早地从是非之中全身而退，但台湾当局却对他念念不忘。台湾当局外交主管部门的一些高官正是金永祚昔日的同僚，他们或是登门拜访，或是亲致信函、电话，想要劝说金永祚“回心转意”，但均被金严词回绝。时光飞逝，一晃5年过去了，金永祚的儿女渐渐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亦有所好转，原先制约他回国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而双亲的期盼以及父亲在信中所描述的新中国翻天覆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