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欣两岸和平发展与统一运动推手.docVIP

纪欣两岸和平发展与统一运动推手 　　她是最早到祖国大陆访问的“海归”人士，在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便“回到了家”；她亦步亦趋地踏着前辈的足迹，在岛内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与统一运动，用生命书写着灿烂人生；她曾在美国出版专著《一国两制在台湾》（英文版），并赠送给五百多位参众议员，一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她就是台湾著名律师、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 　　“我终于回到家了” 　　1952年出生在高雄的纪欣，祖籍江苏，是台湾所谓的“外省人第二代”。从懂事开始，她就常常在夜间偷听父亲与朋友聊天，听到他们感叹国民党不争气，一路逃到台湾，与家乡父母不能通信，注定要做个不孝子。初中时，年年双十节都被迫集中到“总统府”前听“明年将在南京庆祝国庆”的誓言，心中不免纳闷：偏安于台湾的国民政府能代表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地大人众的泱泱中国吗？两岸都是中国人，为何不能往来？ 　　入高中后，或因年轻人的反叛心理，或为赋新词强说愁，她的书包里塞满了存在主义的书，却从未想通人生的意义。直至读到陈映真的《将军族》与《唐倩的喜剧》才稍微理解，台湾人的压抑多半出自对政局的不安、对孤岛前途的茫然，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苦闷并不一致。后因某种机缘读到不少大陆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作品（当时是禁书），其中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最令她震惊，由此联想到中国人悲惨的宿命，若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恐怕难以改变。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著《罗亭》中“俄罗斯可以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俄罗斯”那句名言，更促使年轻的纪欣经常扪心自问：我的中国在何处？ 　　1974年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纪欣赴美留学，专攻韩战史。这一时期，她对中国近代史、对两岸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也结识了一批来自台湾、同样关心两岸问题的志同道合者，并由此参与到海外的统一运动中。那时，她接待过不少台湾的政治受难者及党外人士。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民进党的高官显贵，事后想起来觉得对他们的那份热情不值；而与多位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受难前辈的相处，则对她日后人生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美建交、祖??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纪欣随着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从美国飞往祖国大陆。可以说，这是祖国大陆最早接待的一批海外人士。当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终于回到家了。那时，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所到之处远不如今日之繁荣进步，甚至不如当年的台湾，这使得同团不少海外台胞露出不想认穷亲戚的傲气。而她则恰恰相反，暗暗立下了两个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富强和两岸统一。 　　1983年，纪欣在美国见到了自己少女时期的偶像——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她至今仍记得陈映真夫妇离开美国前的那个晚上，二十多人聚在一家餐馆为他们饯行，陈映真情绪高亢地谈着第三世界人民团结与两岸和平统一，并与大家相约在台湾相见。果然，几年后台湾解严，当晚在座的十多人相继回到了台湾。纪欣也于1988年回台定居，开始其新的人生途程。此时，她已经在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J.D.），并已成为美国加州执业律师。 　　用生命书写历史 　　回台初期，纪欣在工作之余将所有时间、精力投入自己有兴趣、又比较不陌生的妇女运动。几年后，陆续撰写出版了将妇运经验与法律知识结合的著作：《女人与政治——1990年代台湾妇女参政运动史》、《美国家事法》等。这于她只是想略尽知识分子言责而已。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面对台湾社会甚嚣尘上的“台独”和“去中国化”声浪，她经常撰文驳斥，却屡遭报社退稿。她一直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写作、诚实勇敢地表达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即可问心无愧。但2000年以后岛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却使她猛然省悟，台湾社会不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隐性统派，缺的是勇敢站出来主张统一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统派前辈一再晓以大义、劝说鼓励下，她终于义无反顾地追随前辈“用生命写历史”的足迹，踏上了统一运动的不归路。 　　基于了解台湾人多倾向维持现状，以及对香港澳门回归后的观察，她始终相信，“一国两制”是两岸在“一国”之下，唯一能以和平方式统一，并确保台湾在统一后能长治久安的正确途径。因此当她看到2001年春夏的几个民调显示，有三到四成的民众愿意接受“一国两制”时，竟彻夜难眠，立即邀集有识之士对“一国两制”与其在台湾实践的可能性展开研讨。并于2003年底完成《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写作和出版（转年7月再版），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一国两制”在台湾实行的理论根据、客观条件和实践的可能性，在岛内一片“台独”浊浪中，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声响。 　　《一国两制在台湾》出版后不久，大约在2004年二三月间，嘉义大学历史系吴昆财教授在看到这本书后，在网上发表文章，肯定纪著出版的重要意义。稍后美国旧金山华人电视节目主持人Stone在网上看到吴教授文章，打越洋电话专访纪欣，美国北加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