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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出路走全球地方化之路 　　纳西的传统、现代性及卡桑德拉大桥（三） 　　谈当今的纳西文化，得先注意在历史长河中它处在什么样的“时代之场”中，这个“场”，也就是历史运行的势头。清代思想家王夫之的核心理念就是“势”，唯有“依势而为”，才符合历史不断演进的潮流。很显然，纳西文化正处在两个大“势”之中，一个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个是全球一体化的大潮（更多指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较缓慢的）。处于弱势的纳西文化正在被这两股巨大的外力拖着快速前行。 　　1931年，埃德加·斯诺如此形容云南文化正在发生的变迁：“一只脚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斯诺当时没料到的是，他所说的“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如今已天翻地覆，面目全非，我们不禁追问：云南人是谁？纳西人是谁？ 　　纳西人是谁？回到常识上来说，纳西人就是承袭了“纳西文化”的人，这一文化的真实实体是日常生活——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生活观念、生活道统。我认为，文化产业是可以发展的，但文化是不能发展的，而只能传承、转型。在日常生活的文化质感日益空壳化的今天，在回答纳西人是谁时，“纳西人”的特质事实上正一点点变得模糊。 　　追溯原委，是由于“纳西文化”遭到了几把力量巨大的“斧头”的砍伐，其中一把“斧头”是“社会进化论”。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这种非此即彼没有中间状态的论调，至今仍然很盛行。从某个角度说，一百年来，纳西地区和中国各地一样，中了“社会进化论”的毒。 　　“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登场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误读。甲午中日战争后，出身海军的“海归”严复在一团愤懑之火中抛出了《天演论》译本。《天演论》原本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在该书中，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书的后半部分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生物进化论”——这也正是达尔文本人的看法，尤其在晚年，达尔文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进化论”。但在国难当头的关头，严复决定只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掉，将“社会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这样“物竞天择”这一高度影响此后百年中国的词汇和“社会进化论”思想很快风靡全国。由此，20世纪在中国成为致力于与传统“—刀两断”的新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误读，并一步步激化，逐渐成为笼盖时代的主流思想。 　　今天，许多纳西人的生活区域已逐渐进入一个无根化时代，其背后的一大杀手就是“社会进化论”。在历史上，纳西文化是一种很有黏合力的文化，它在历史潮流的演进中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均衡性，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根性，同时又能兼收不断变迁的外来潮流，这种态势用我在很多场合讲的一句话说就是：“两条腿一起走路”。它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良好态势的内在驱动力，最重要的是由于文化内核能够一直保持某种主体性地位。但是20世纪以后（特别是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纳西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尤其是文化内核意义上的东西崩塌得很厉害，这样，“两条腿一起走路”的传统均势就被打破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丽江迎来了高歌猛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全球一体化大潮。 　　从整体上看，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经济至上的GDP之路，走这条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大势”决定“小势”，尽管纳西地区的生态状况要好得多，但走的也是一条急功近利的GDP之路。在此过程中，丽江幸运地获得了三项世界遗产桂冠，于是可以大张其鼓地利用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来堆积“GDP”（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面前代表云南的不是日新月异的钢筋混凝土的昆明，而是1996年时传统气息很足的“落后”的丽江古城）。 　　2005年8月，我去了趟大凉山腹地的美姑县，这个经济相当落后的县有18万人口，基本上是彝人，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其中毕摩（相当于东巴）竟多达8千人，水平很高的毕摩达280人。这一情况令我吃惊，因为在丽江，东巴文化是旅游招牌，真正的东巴已很少见。我提及这些并不是认为丽江应回到美姑那样的状态，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我所思考的是：每年一千多万游客的冲击力有多大？一个已经“礼崩乐坏”的小民族能在每年上千万游客、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坚持多久？我个人认为，从一个长远的以根脉为标尺的维度上来说，纳西文化已进入了某种需要“保命”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不错，历史肯定会对纳西的文化传统进行选择，但实施选择的主角很多时候恰恰是纳西人自己。 　　有句纳西老话叫“吾亨莫树呢，西祠塞贝告”，意为自己若不虔诚敬仰自己的神灵，怎么能拒斥异端邪灵？尽管每个人事实上都很卑微，但其主体能动性不容小视，当众多的纳西人将各自的主体意识汇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