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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央苏区选举二重特征 　　摘要：中央苏区的选举，其理念及运作程式上主要借鉴国际共运经验，尤其是苏联经验，而在具体实践上，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无论对于选举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还是对于选举主体——苏区广大民众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这导致中央苏区的选举兼具成熟与不成熟的二重特征。 　　关键词：中央苏区 民主 选举 特征 　　中央苏区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开展于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后。1931年至1934年，苏区先后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选举：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地方苏维埃的选举；1932年9月至年底，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选举；1933年8月至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从乡、市苏维埃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部改选。 　　中央苏区的选举，其理念及运作程式上主要借鉴国际共运经验，尤其是苏联经验，而在具体实践上，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无论对于选举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还是对于选举主体——苏区广大民众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这使得中央苏区的选举兼具成熟与不成熟的二重特征。 　　一、“输出革命”下的选举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苏区革命，固然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但与苏俄“输出革命”策略密切相关。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面临国内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国外反对势力的封锁包围及武装干涉。列宁在俄共（布）“七大”指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我国的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提出国际反帝联合的口号，成为苏俄输出革命的组织。二十世纪初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五四运动”爆发后，列宁认识到“在未来的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的多。”[2]把输出革命的重点放在中国等远东地区，以保卫苏俄的后大门。1920年5月共产国际正式设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下属机构，即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1???初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发展力量，1922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6年4月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领导中国、日本和朝鲜共产党的革命。中共的许多重大决策是由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和最终决定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方书记处和远东局共同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时期，远东局积极参与中共中央各项决议。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为密切，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大为加强。 　　中国现代选举制度1904年开始于商会选举，1908年有咨议局选举，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选举制度，选民占人口的比例，咨议局选举为0.4%左右，北京政府的选举为10%左右，南京政府的选举则在一半以上，早期的这些选举均有财产限制、教育程度限制、妇女选举权限制等局限，“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选举大多处于不知不觉不为或少为状态。”[3]在苏区，尽管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长期存在的地方，都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然而，这些地区的人民对选举的了解仍少之又少，梁柏台1933年还谈到苏区群众选举常识的匮乏，有的对什么是选举权、被选举权，什么是选民、居民都分不清楚。 [4]近似空降而来的中央苏区选举，正如一些学者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它与苏联相类[5]，更多受到苏联“输出革命”的影响。 　　二、中央苏区选举的成熟表征 　　由于脱胎于苏联的选举，中央苏区时期的选举从理念到运作程式上都有章可循，使中央苏区时期的选举显现出某种意义上成熟的特征。 　　第一、选举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加以指导和规范。包括1930年初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1930年9月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统治区域选举法公函》；1931年11月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选举暂行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有关选举的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1931年12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1933年8月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以及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选举的训令。其中《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较为完善。 　　第二、有较为严整的选举程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各项法规性文件，使选举沿着一定的轨道进行。以第三次选举为例，选举程序为：1、成立选举委员会。由城市苏维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