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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预见性规则中合理预见时间衡量标准 　　摘要：可预见性规则作为限制违约损害赔偿的重要规则虽已经普遍为人们从观念上所接受，并在立法上予以确认，但对它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运用仍然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合理预见时间作为可预见性规则的重要理论构成要素之一，对违约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确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英美法系和日本法系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即缔约说与违约说。本文通过对两大理论学说的对比研究以及现行立法的倾向，从风险承担、公平原则和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来阐释现行立法皆以缔约说为合理预见时间标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可预见性规则 合理预见时间 损害赔偿 公平原则 　　一、可预见性规则和合理预见时间的概念及研究价值 　　可预见性规则，又称之为合理预见规则（英美法系），是指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以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为限的原则。在合同法理论上，违约损害赔偿的目的是要使受害方处于合同已经如约履行的状态，即违约方必须赔偿给另一方因其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包括现有财产的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1]但是否也包括受害人因为从事一桩不成功的交易所蒙受的损失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那会将买方所应承担的交易风险一并转移给违约方，这显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的。因此，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就对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作出了限制，这个规定就是可预见性规则。依此规定，只有当违约所造成的损害是违约方在订约时可以预见的情况下，才认为损害结果与违约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违约方才应当负赔偿责任。 　　合理预见时间，作为可预见性规则的理论构成要素之一，指的是判定违约方预见时间的起始点。对此，在理论界曾有两种不同的界定观点，即缔约说和违约说，下面将会对此进行详细介绍。不同的分界点影响着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与合理预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对于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交易活动的发展以及保障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对合理预见时间的两大理论学说比较 　　在法学界对于《合同法》中合理预见时间的判定界限曾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说观点，即缔约说与违约说。 　　前者是指以订立合同之时为违约后果的判定标准，英美法系就执此观点。美国的方斯沃斯教授指出：“可预见性要依缔约时为准加以判断，且不能受此后之事件的影响，问题并非是违约时可得预见什么，而是缔约时可得预见什么。”[2]理由是：合同的订立是依据当事人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对日后风险所作的一种分配，而且是在这种风险分配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要约、承诺所形成的对价关系。如果以当事人在缔约时所不能预见或无法预料的风险（新情况）强加在违约方身上，又未使之有机会通过提升对价或者作适当安排加以防范，这对违约方而言是显失公平的。 　　后者如日本法的债务不履行时说（也即违约说），即以违约方不履行债务之时作为预见时间点。英法学家丹奇格（R.Danzing）在1975年发表的《哈德雷诉巴克森戴尔：法律的工业化之研究》一文中，对哈案的历史背景作了详细分析，认为，哈案定式化出来的远隔性规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以支持的，但时至今日对它的继续适用却显然不行；工业化社会要求信息易于获取，这表明了一种不同的定式化：它关注知晓情事的时间是违约时而不是订约时。[3]该说对当事人的风险分配显失公平，故遭致法学界的严厉批评！ 　　三、现行立法对于合理预见时间的立法倾向和理论依据 　　现行各国立法皆采缔约说，即以订立合同之时为预见时间，通过考察违约方在订约时应否预见到的违约所造成的损害赔偿损失。对此，笔者将通过以下两方面来阐述其原因： 　　（一）对风险承担的利益平衡和公平原则的体现 　　法国民法学者博迪埃在《债务论》一书中提到：“由合同所生之债务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和意思而形成的”。这一论点为世界所公认，我们说合同当事人在进行合意时，是基于缔约时对合同风险评估判断之后的结果。如果在合同订立后发生了当事人在缔约时所不可预知的风险的，一方则负有告知义务，以便对方决定是否提高合同对价、或变更合同（如加入免责条款）等。若一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而法律直接将这种特殊风险强加给对方，这是法律的武断，同时也给予了对方过高的风险注意义务。这会使双方的风险承担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违约说正是此种情形。 　　（二）促进当事人形成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和交易的要求 　　以订立合同之时为可预见与否的判断标准，一方面督促当事人对订立合同之时与合同相关的情况进行更加详尽的了解，履行作为一个合理第三人的谨慎注意义务，以便更好的分配交易风险，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符合当事人形成对缔约时合同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以违约时作为合理预见时间即表示当事人须对订立合同之后发生的情势变更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