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相对剥夺意识”.docVIP

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相对剥夺意识” 　　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经历了两代，除了户籍以外，正处于社会化“黄金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心理预期还是自我定位都不再是农村，他们认同城市文化，认同城市角色，心理正在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体”过渡，而城市住房就是这个群体其视为城市融入的标志。新生代农民工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进城打工前在原籍已结婚并拥有房屋的不多，目前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政策以及廉租房补贴保障制度将其排斥在外，他们既没有农村自建房屋，也没有城市公共住房保障，意味着这些聚集群居于城市贫民区或城郊结合部，甚至居无定所的青年农民工被剥夺了公民基本住房权，毫无疑问，在与城市户籍居民的参照中会本能产生“被剥夺感”，其强烈程度与城市住房保障程度成正比[1]。可见，这种所谓“相对剥夺意识”，实质上是城市公共住房资源在社会阶层与集团间分配失衡所引起的一种心理障碍，它导致强势集团因群体固化趋于更强，而弱势集团因社会区隔与疏离更弱，尤为危险的是，当这种失衡超过一定限度，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通过非制度化或非正常化途径向社会发泄，其社会负面影响将危及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试寻找最适宜的疏导途径，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合法居住权的实现以及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参考。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上的“相对剥夺意识”产生 　　（一）社会资本的匮乏导致“相对剥夺意识” 　　作为城市繁荣的主要贡献者，农民工对城市住房的价值期待是一种正当需求。在现有法律中，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无论是城市居民，或是农民工都无权占有和支配土地，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只能由城市公共住房供给和商住房购买两种渠道实现。显而易见，作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购买商住房获得住房保障不现实，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不匹配表现显著，从客观现实看来，公共住房分配是最可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然而，在城市住房资源处于极为紧张状态的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较小，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都很薄弱，与城市户籍居民的利益博弈多处于不利地位。并且，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卑意识使他们缺乏团结力量，无法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以争取社会援助，无法以社会资本争取来自政府的公共住房保障。可见，社会资本的贫乏使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共享范围之外是种必然，应然与实然否定性的不一致打破了他们价值参照的平衡，心理上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对剥夺感”。 　　（二）相关利益集团“经济人”行为强化“相对剥夺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其绝对生活水平的确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公积金、廉租房以及经济适用房政策保障对象仍然只是城市居民，公共住房供给仍然只是地方政府与城市户籍居民间的一种利益分配，他们始终都是受歧视的外来群体。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进城首要目的是为了家庭生活，落叶归根是他们的归属，对城市住房不存在更多期望的话，那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更多是为自己的未来，成为城市居民是他们的奋斗目标，而城市住房则是实现这一切的承载而格外重视，然而，客观实现不容乐观，相关利益集团“经济人”立场作为与其背道而驰。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基于政绩评价考虑，会选择将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城市道路拓宽、基础设施改善及现代化商务区建造[2]；地产商利益集团的盈利性目标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放弃丰厚利润，不可能从社会利益出发投资低收益率的农民工住房项目；而市民阶层更是因城市公共资源被占用而极力排斥，这些相关利益集团的“经济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矛盾。由此可见，农民工没有能力购置商品房，也难以获得来自政府的公共住房供给，因此他们不能拥有城市合法栖身之所，因此实际沦入相对剥夺地位。也正因为没有实现城市梦想的载体，理想与现实之间将存在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距离，“相对剥夺”感显著超出上一代农民工。 　　（三）与城市主流社会的疏离导致“相对剥夺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正义，对于不公正特别敏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现行户籍制度下，市民阶层与生俱来地就具有社会资源分配优势，拥有住房、特别是经济适用房的优先权，他们以联合方式追求和维护着这种共同利益，以集体力量通过“利益综合”和“利益集中有效表达”实现政策独享。农民工进城，在给地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的同时破坏了社会主流的利益分配格局，市民阶层因而成为农民工城市居住权实现的主要阻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上的不成熟和精神状态上的不稳定决定了他们极具叛逆精神，对于这种不公正的潜规则拒不接受，其偏执行为态度进一步加剧市民阶层的排斥与敌意，也进一步强化了与城市主流社会的疏离，“相对剥夺感”造成的心理失衡更具破坏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意识”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 　　（一）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与思维方式上的偏执感 　　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