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中国第一新闻官”幕后故事.docVIP

赵启正“中国第一新闻官”幕后故事 　　“我大概是最后一次参加政协新闻发布会了，谢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2012年3月2日，或许是赵启正作为政协发言人的最后一次亮相，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将告别政协新闻发布会这个由无数闪光灯和话筒聚焦的“舞台”。 　　发布会结束后，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记者，赵启正流露出一份不舍之情，当旁边的工作人员过来提醒他还要参加其他活动时，赵启正也没有立即离开，仍认真听着现场发出的各种问题。 　　赵启正，这位中外记者倍儿喜爱的新闻发言人，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新闻官”，就要告别无数闪光灯和无数话筒包围的人生，他自己有些不舍，喜爱他的记者更有些不舍…… 　　奔波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路上 　　以前，人们总是习惯地说向世界“宣传”中国，而赵启正认为应该用“说明”这个词，以免被误译。他解释说，英文的Propaganda（宣传）一词在历史上用得太多了，太滥了，已与中文“宣传”一词的原义相去甚远。在当今形势下，正确说明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透明度和时效性。因此，他更愿意把外宣说成是“说明”、“解释”或“传播”，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存在状态，传播中国的文明文化。这些年来，赵启正为“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了大量工作。 　　颇受中国人尊敬的戴高乐将军曾说过，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赵启正说，理解一个人不容易，理解一个民族就更难，自己现在的工作是如何让外国人认识中国。 　　正如良好的“人缘”有利于个人的发展一样，在谈到外宣工作的重要性时，赵启正发明了一个词：“国缘”——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国缘”就是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评价，最终体现为对其的信任感。“国缘”好，在国际交往中成本就低。在改革开放前沿上海工作20多年的丰富经历，使赵启正深感让世界了解中国意义重大。 　　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之时，赵启正每年都要率团出访数国，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在国外访问时，赵启正经常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其中多为即兴演讲。赵启正的演讲与谈话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新一代政府新闻发言人所具有的激情与才识，他坦率、开放的态度给国内外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誉为“人际传播的成功范例”。 　　当与对方存在某种差异的时候，赵启正总能从差异中找到共同点，在距离之间找到桥梁，即使是严肃的话题，他也能轻松幽默地表达；即使是尖锐的挑衅，他也能使其为我所用。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时，赵启正正在德国举办柏林亚太周活动。9月1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一位德国记者向赵启正提出“听说中国年轻人对‘9·11事件’表现出幸灾乐祸情绪”的问题。面对提问，答问人既要对美国人民表示同情，又要对我国一些年轻人的不成熟表现作出合理的解释，化解外国人的误会。赵启正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使上海浦东金茂大厦“失去了一个好姐妹”。他的回答赢得了热烈掌声和轻松的笑声，获得了理解。 　　向世界介绍中国，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公共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需要新闻外交，需要文化外交。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赵启正身体力行，抓住一切机会予以推动。 　　“我的后台是邓小平” 　　赵启正出生在北京，在北京上小学，然后升入天津南开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考回北京上大学。他生长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受父母的影响，赵启正从小就喜欢自然科学。中学时，他的数理化学得很好，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了像父母一样去大学做学问，物理学就是他的第一选择。 　　1958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国建成了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为培养一流的科研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宣告成立，为了广开生源，学校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这在当时非常少见。广告里说，鼓励有志于尖端科技的青年踊跃报名。当时恰逢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余热未消，这些消息掀起了持续升温的物理热。而招生广告里的“尖端科技”一词，更使18岁的赵启正心为之一动，不管高考竞争有多么激烈，也不顾毕业后会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大漠荒山，他毅然选择了那时很难考取的原子核物理专业，并且如愿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届新生。 　　1963年，赵启正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当技术员，从事反应堆的研究和实验工作。 　　当时刚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科研条件相当艰苦，找不到中文的参考书和资料，只能参阅外文资料，而其中英语文献居多。这可苦了赵启正，因为他大学里学的是德语，英语是第二外语。于是他只能用笨办法，逐字逐句地翻阅英语文献，加之没有学习口语的机会，“哑巴英语”就这样练成了。赵启正幽默地说，那时自己就已经与外国人对话了，与书本和文献的无声对话，培养了后来与他们面对面对话的基础。 　　在核工业部工作了11年，赵启正受到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