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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信仰与秩序 　　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再转型、再变迁。国家权力、经济发展、社会运作等模式，均需一个更深入的改革与开放。在此背景下，不同社会力量都在寻找各种思想资源，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一些人诉诸“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诉诸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充满价值观的思想流派所强调的，都是中国的改革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这些话语的建构，表面上似乎都不在讨论信仰问题，但均与信仰紧密相关。 　　面对如此现状，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社会运行的价值规范，同时也是政治改革、深度开放的基本内涵，不得不呈现如此复杂的格局。从此层面而言，信仰危机现象事关国家建设与中国认同，早已是中国未来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不可一再忽视。 　　意识形态转型之忧 　　何谓意识形态？它与信仰有何关系？马克斯·韦伯倾向于将意识形态视为论证权力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体系；R·阿隆、D·贝尔、Ｍ·李普塞特等视之为一种“世俗宗教”；Ｔ·帕森斯将它定义为社会群体使世界易于理解的解释框架、认知系统；吉尔兹则视之为如宗教、美学或科学这样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一。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被看作一个依凭意识形态信仰整合起来的社会，主要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政治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通过如城乡二元体制、单位与户口制度、无数政治团体以及强大的行政权力来实现这一整合。一个高度行政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意识形态及其信仰显得格外重要，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象征权力与符号权力，方能完成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等一系列政治任务。 　　近30多年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或谓之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这似乎在说明，中国施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意识形态已经实现了逐步的成功转型。 　　然而，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利益主体，这就使人们对政治的信念、对政府权力的信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特别是“随着意识形态首要性的消蚀，许多党政干部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物质主义、旧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的腐败。以往党政干部政治忠诚是衡量他们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现在金钱已经替代了政治忠诚”（引自郑永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这些现象都在提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在成为经济利益主体的时候，是否还能够继续成为意识形态信仰的象征主体？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或曰主导、制约中国信仰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及其信仰转型是有所滞后的。特别是公共权力以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之时，经济利益似乎就成为了信仰重建的基础，甚至经济发展也被直接当作权力合法性的建构路径。这样，经济发展进入信仰结构，而在经济利益促使固有的理想主义变成空想空谈之后，人们陷进了拜金主义，失落了固有的信仰。这个时候，重新强调理想主义，强调信仰，反而在“道德”与“利益”—其实是“信仰”与“权力”之间—一再凸显了一道难以弥补的鸿沟。殊不知，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秩序兴起，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信仰难以避免的淡化与衰落。 　　这个时候，经济越是发展，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公共权力越是强大，权力信仰之危机就越发变本加厉，信仰危机日益加剧，以至于不可收拾。所以，重建执政党信仰以及遏制权力信仰危机的根本是，权力合法性不能继续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而对那种建立于固有意识形态信仰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来说，重建信仰，方是民主政治及其秩序得以重构的基本动力。 　　当代中国三大信仰思潮 　　利益化的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主要原因。延至这30年经济发展，当这些官员及其权力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之时，它们就难以继续成为整合社会的信仰资源或直接的信任对象了。 　　当代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大多在为这种“信仰焦虑”尽一切可能寻求有效药方。有人主张“读经”，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主张“反对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要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还有人要输入国外新兴的人文宗教，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一般而言，这些议论汇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颇有影响力的三大信仰思潮。 　　其一，是基于民族、民粹主义的信仰主张，可以称之为“民族信仰主义”。其基本原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表现为对炎黄信仰的崇拜，对儒教信仰的强化，以及对外来宗教及相关价值理念的排斥。主张以民族共同体为信仰标准，重建一元化的民族、国族的信仰，以主导其他各种信仰，主张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不再应当具有外来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