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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苏维埃政权兴起历史背景 　　［摘　要］　清末以来，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革命等系列社会政治改造，均遭失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工农专政国家形态的制度、农村的贫困与农民的觉醒以及苏维埃俄国的震撼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取向。 　　［关键词］　苏维埃　转型社会　历史背景 　　清末以来，自强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革命等系列社会政治改造，均遭失败。严重的民族危机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日趋激进，目光下移，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同时，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中国农村的破败，广大工农群众在经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之后，政治要求凸显。“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大体而言，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知识分子和农民。”［1］以工农民主为内容，以革命为手段的苏维埃政权正是在社会转型时代的中国成为必要，走向可能。 　　一、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迁的加速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皇权至高无上，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尽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但它与现代民主有着本质不同，其核心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肯定民心的作用。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尝试。然而这种政权的社会基础依然将广大的民众排斥在外。1912年元旦，新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其实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政府，政权极不稳固。 　　1913年4月8日成立的第一届国会的《参、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完全排斥了女子，也排斥了广大贫苦农民及城镇平民。10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解散国会，连这个反映民意的形式都给取消了。 　　从1916年6月至1928年，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先后控制北京政权，其中1916年6月至1924年10月基本维持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体制，民主共和形式虽在，共和精神却已荡然无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其后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1927年3月20日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广州国民政府的继续和发展。它依靠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密切政府与民众关系，增设劳工、农政、实业、卫生、教育五个部，体现出扩大国民政府群众基础的趋势。但是具体的政治实践操作之中，工农阶级并非国民政府的主体，其利益仍然无法体现和保障。1927年4月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不能反映工农群众利益，完全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近代中国政坛相继兴起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风貌，具有社会进步性。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和工人并没有看到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因此，工农政府的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二、农村的贫困与农民的觉醒 　　从清末到民初的二十几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而恰在这个关头，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化的视野之外，中国农村陷入空前的破败之中。民国初年的资料表明，当时江西农民一年的总收入是36.5元，基本的支出（包括田租、最低生活费、耕作成本费三项）共48.04元，年终结算为负11.54元。［2］P45251遇上天灾人祸，农民更是无以为生。20世纪初中国农民在物质上普遍贫困，在文化上也同样贫困。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与仕途接轨的乡村私塾走向没落，新式学堂在城市纷纷设立，农村中像点样的读书人基本上都选择离开农村。读书人离乡的潮涌，造成了乡村的文化沙漠，无疑使经济破败的农村雪上加霜。 　　农村经济文化的极度贫困，造成流民充斥、土匪遍地的社会景观。由于农村中优秀人物逐渐被城市吸走，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如会道门的头子骨干、帮会头目、流氓地痞纷纷走上前台。在军阀割据纷争的状态下，农村普遍武化。农村破产的加剧，失业人口的增加，当兵吃粮成为走投无路的农民首选的职业之一。军阀混战的结果势必导致大量枪械散落在农村的各个角落，除了少数偏远地区外，几乎没有哪个乡村没有几支枪。在此背景下，各省还出现了广大农民利用军阀统治导致武化因素来反抗军阀的现象。1923年，河南军阀刘镇华部有八九个营驻扎在卢氏县，由于他们横征暴敛，抓人拉夫，无恶不作，竟然出现了三次数万农民武装红枪会、保卫团等联合围城的事件。［3］P25-36这种反体制力量的乡村崛起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的出现成为可能。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认识是深刻的。自1921年4月7日上海的《共产党月刊》登载《告中国的农民》一文起，我党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就一直没有中断。不仅如此，沈玄庐、彭湃、毛泽东等人分别在浙江、广东、湖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