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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化名背后历史记忆 　　在革命战争年代及和平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及安全保密的需要。陈云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下先后用过几个不同的化名。这些化名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陈云极不平凡的革命历程和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在青浦领导农民运动期间化名“陈亨” 　　从1919年至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近8年间，陈云完成了从一个学徒、店员到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1927年9月底，陈云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回青浦领导农民运动。10月初，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由上海回到家乡青浦县。在青浦领导农民运动期间，陈云化名“陈亨”。 　　陈云的舅父曾再三劝阻他领导农民暴动。陈云“犹豫三天，决然离家到农民家准备暴动”。他这样回忆：“在1927年秋收暴动时，我的舅父已经知道乡下快要暴动了，那时他在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当时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 　　1928年1月1日，在中央“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共江苏省委发出《江苏省委各县暴动计划》，要求各县在阴历年关内必须举行暴动。接到这个指示后，陈云立刻召开中共青浦县委扩大会议，商议组织青浦暴动。1月15日，陈云与同样奉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回乡开展农民运动的吴志喜(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等人商量，决定在1月22日即年关除夕，乘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绅回家过年时，在枫泾举行武装暴动。暴动中，鉴于敌人增兵枫泾，陈云决定到上海筹集武器，吴志喜等继续在农村收缴团防局及地主的武装。陈云回忆：“当时是盲动主义，省委发了一支手枪就杀起土豪来，打死十余人，开始不知要枪，后来收集枪支三十余，集合百人做队伍，才向土豪要枪。此时有了钱我又回上海买枪，可惜吴志喜同志及陆龙飞同志慷慨牺牲。”枫泾武装暴动遭到镇压。 　　吴志喜和陆龙飞两人牺牲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在枫泾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1928年2月21日，上海《申报》登载了国民党松江驻军团部、松江县政府“悬赏通缉共党”陈云等24人的布告，内称：“如有将首要各犯拿获讯实者，每名赏洋三百元”，“次要者每名赏洋二百元”。由于敌人不知道“陈亨”就是陈云的化名，因此在“首要各犯”中有“陈亨”，在“次要各犯”中有“陈云，青浦章练塘人”。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云把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农民军和农会骨干转移到上海。陈云考虑到自己在上海熟人太多，容易被人发现，同舅父母商量后，到浙江嘉善县魏塘镇李桂卿家避居。李桂卿是陈云舅父廖文光的挚友，同廖家来往密切。在李家，陈云化名“李介生”，与李桂卿以“叔侄”相称，并以“因病失业”为由，来此暂住。陈云避居嘉善期间，经常巡视并指导松江地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并同中共江苏省委保持着联系，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期间再次化名“李介生” 　　1931年5月，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也称新新公司书记)，直至1932年3月调离中央特科。在此期间，陈云再次化名“李介生”，党内别称“先生”。 　　在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期间，中央特科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一是处理由于向忠发被捕叛变而进行的中央机关的再次转移。二是调整内部组织，撤销了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信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了精简缩编。陈云兼任负责总务的第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任负责警报、情报工作的第二科科长，康生兼任打击叛徒、奸细的第三科(又称“红队”)科长。三是安排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身份的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去中央苏区，陈赓、陈养山去天津，李强去莫斯科。四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恢复中央特科因顾顺章叛变而停顿下来的一些工作，特别是警报工作，发展了一批新的情报关系，在法捕房、英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等处都建立了内线联系人。如陈云派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打入英巡捕房政治部，派同乡沈寿亚打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派章秋阳打入金融界，派徐强打入国民党军队等。五是继续惩处叛徒，如镇压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处决了叛变的原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等。六是解决顾顺章叛变后的其他遗留问题。 　　1935年7月，陈云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只身一人离开长征队伍，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陈云到上海后，又一次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馆。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通过章乃器找到他弟弟、陈云过去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亲密同事章秋阳。章秋阳立即把陈云接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