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改革与脱困回顾初思考.docVIP

鞍钢改革与脱困回顾初思考 　　整理者按：党的十四大后，国企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提出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一批国企脱颖而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改革与脱困的任务，并发展壮大。“共和国工业长子”鞍钢是其中的一个成功典型。而在改革之初，鞍钢所遇到的问题和困境在当时国企中是具有普遍性的，甚至更严重，肩扛“规模最大、设备最老、负担最重”三座大山。因此，了解鞍钢的改革历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段国企改革的历史，对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也有借鉴意义。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鞍钢原总经理刘?。他是一位典型的专家型企业家，说话果断，目光中透着坚毅。正是他带领的团队给鞍钢动了“大手术”，救活了鞍钢，改变了鞍钢的命运。 　　偏偏跳进“火坑” 　　我是1994年底从武钢调到鞍钢的。1968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武钢。在武钢，我一步步从钳工、车间副主任、热钢厂厂长助理、厂长、设备副总经理，一直做到第一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干了26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淇、刘本仁和我分别是武钢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人称“武钢三刘”。我和刘淇是1985年在一个文件上任命的副总经理，他抓生产，我抓设备。1992年武钢领导班子调整时，刘淇升任总经理。1993年刘淇调到冶金部工作后，武钢的领导班子再次进行调整，刘本仁任总经理，我任第一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这两次领导班子调整都对我进行了考察，组织上觉得我的主要问题是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说我得慢半拍，什么事情都得稳着一点。我说我这一点很难改。刘本仁是1989年提为副总工程师的，从资历上讲我比他要老一点，这就出现了我和刘本仁怎么处、怎么摆的问题。 　　从1993年到1994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组织上几次要将我调离武钢。首先是湖北省调整领导班子，我是被考察人选之一。中组部地方局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刘?同志，经过考察，觉得你还是很优秀的，希望你到湖北省工作。那时，湖北省正好要开人代会，副省长要由人代会任命。当时我想了很多，第一??考虑是担心去省里配合不好，之前武钢去的领导和省里领导多少有点不同意见。第二个考虑是我心直口快，担心到省里不能胜任领导职务。第三个考虑是我当时负责的两个大项目还没有完成，放心不下。所以我回答说：“如果组织决定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组织上还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我性格不太合适，而且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中组部的同志说：“你是研究生毕业，到省里很快就会适应的。这样吧，你就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过了两个星期，湖北省有了其他人选，这件事就此作罢。大概过了半年，冶金部通知我，让我到北京钢铁研究院当院长，考虑到钢铁研究院和我的专业不是特别吻合，我答复说：“如果组织上定了我就服从，如果组织上还要听我的意见，那我还是不愿意去。”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冶金部曾决定调我到宝钢去，我很愿意去，毕竟是在上海长大的，但后来也没去成。 　　有了上述几次“折腾”，我知道注定要离开武钢了。1994年底，我突然被调去鞍钢，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吧。 　　确定我去鞍钢前，冶金部徐大铨副部长征求了我的意见。1994年12月26日晚，刘淇部长亲自打电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国务院的文件也要下来了，由我任鞍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兼鞍山市委常委。27日，冶金部刘淇部长、徐大铨副部长、吴溪淳副部长(兼鞍钢党委书记)和人事部张学忠副部长一起送我到沈阳，当晚就会见了辽宁省委书记顾金池和省长闻世震同志，商量第二天怎么去鞍钢。当时，经过慎重考虑，这个消息并没有事先通知时任鞍钢总经理的李华忠。第二天，我先没有出面，由人事部、冶金部的领导找他通气，李华忠当时要求见见我。然后，鞍钢就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当天下午开大会宣布，我作了简单的表态，宣布29日开始调整。 　　鞍钢的地位曾经举足轻重，然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有企业转轨之痛，在鞍钢身上有了更为突出的体现。初到鞍钢时，企业已呈衰世之相，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面临的严峻形势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设备陈旧老化，已经有50年历史的高炉经常被“开膛破肚”，多次维修；合同严重不足，产销率仅为80％；陷入三角债泥潭，回款率只有65％，人欠我138亿，我欠人86亿；资金断流，已拖欠职工3个月工资，两座高炉因没钱买煤而停了下来，眼下就靠党员集资7000万元勉强维持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竟然选择去收拾鞍钢这个烂摊子，很多人难以理解，更有人直言：“刘?是跳到火坑里去了!”其实，我当时想法很简单，觉得在武钢打拼了20多年，到鞍钢去，不管是搞生产经营还是搞技术，心里都有一点儿底，至少能够发挥我的作用。 　　观念转变最痛苦 　　形势逼人，鞍钢不动“大手术”，真的要“完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