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化、虚拟化和联盟式信息时代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创新.docVIP

矩阵化、虚拟化和联盟式信息时代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创新 　　摘 要：研究型大学作为承担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实体，其功能的高效实现有赖于其组织架构的合理设计。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架构是以学术性为其基本内涵，科层制是我国当前大学学术组织的主要组织结构形态，但伴随科研与教学关系的日益减弱、新兴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的诞生、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科层制已经引发大学学术组织缺乏活力、刻板呆滞、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研究型大学应理性对待既有的科层制学术组织架构，顺应学科分化与综合化的趋势，充分吸纳组织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信息技术为强大支撑，创建结构灵活、资源合理分配、跨学科的大学学术组织。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跨学科；信息技术；组织创新 　　一、引言 　　囿于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科层制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组织结构。科层制在保证管理的需要及权力的驾驭上无疑具有极大的便利。这种制度安排是一种垂直式的结构，科学被人为的划分成很多个类别，如现在被很多研究型大学所采用的“学部-院-系（所、中心）-教研室”的结构，这种架构之下，纵向维度上的高层管理可以保证自己传达下去的信息能及时的到达底部。但反过来，由底层到上层的信息传递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数量上都大打折扣，基层学术群体的建议与想法很难及时的传递到上层决策者，横向的主要的是非正式的信息交换，且信息量小，信息的准确程度也不高。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这三个方向的信息流中，自上而下的信息流是主要的信息流向。具体而言，作为知识型员工的基层学术组织成员之间的学术资源共享度较低，并且不同的学科发展特点也大相径庭，因此个性化的学科发展之路也受到多重束缚。 　　研究型大学科层式的学术组织架构是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技术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下做出的设计与选择，如果直接打破科层制，则是一种革命性的制度性选择，必然会触及到各方利益。伯顿·克拉克认为：“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生存。” [1] 建立各种研究中心或专业实验室，同时又不打破原有的系科结构，是西方许多研究型大学进行组织改造的基本形式，也是二战后大学组织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这些新建制的学术组织有的是实体架构，有的是虚拟的动态联盟式的，与传统的院系结构构成了复杂的关系，或者归属院系管理，或者在院系之外独立建制，或者横跨多个院系而直属于学校。作为一种理性的改革路径，大学的学术组织创新应该在既有的组织架构中找出变革的突破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顺应学科分化与综合化的趋势，学习吸纳组织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并以广泛深入应用的信息技术系统作为组织创新和变革的良好抓手，矩阵化、虚拟化和联盟式的学术组织不失为当前学术组织创新的重要选择。 　　二、创建跨学科的、矩阵式的基层学术组织 　　矩阵式组织结构打破了单纯按职能划分部门的做法，使同一人员既同自己编制归属的部门保持业务上的联系，又加入课题或项目小组的工作，从而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与数学中的矩阵相似，因此而得名。矩阵式组织结构由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于1981 年在他的管理学名著《Z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其优点是机动、灵活，可随项目的开展与结束进行组织或解散，任务清楚，目的明确，各方面有专长的人都是有备而来，人员之间能够做到有效沟通。它还加强了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和信息交流，克服了科层式、直线职能结构中各机构间互相脱节的现象，能够做到合理调配资源。矩阵式结构集中了各种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而不必受行政体制及组织上的困扰，主要适用于那些工作内容变动频繁、每项工作的完成需要众多技术和知识的组织，或者作为一般组织中安排临时性工作任务的补充结构形式，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弹性。 　　在大科学时代，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教学活动中所面对的问题也很难再是某一个学科领域的问题。因为学科的划分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隔离，物理、化学、数学等等这些学科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越是科技前沿的课题越是需要多个学科、专业、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学者合作解决，传统的科层式学术组织架构无形中成为了一种障碍。作为一种调整和目标导向的管理策略，临时或者长期的汇集不同院系的学者合作进行科研或者教学，并以一种稳定的组织形式而存在，矩阵式的学术组织结构就应运而生。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应用矩阵的概念解释学科和学术组织的问题。[2]在西方大学，组织的矩阵化非常普遍。例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有3000多个跨学科的科研小组，MIT的交叉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则达到200多个。[3]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从理论上说，矩阵式学科组织结构是学科导向与项目导向的有机结合：纵向为学科导向，由学科领导实施管理，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横向为项目导向，按项目实行管理，由项目领导实施管理，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