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国文化教育自信.docVIP

增强中国文化教育自信 　　【按】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进一步突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如，语文课程专设了书法课，增加了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15篇；数学建议将《九章算术》、珠算列为教材的重要内容；历史增加了老子、元曲、京剧等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音乐鼓励“地方和学校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课程资源”，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增加这些内容并非偶然，而是代表了课程建设中的文化自觉。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个领域，重新思考一下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我们何以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自信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有文字可考的历史3000多年，但近百年来却不断遭受磨难。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3个“三十年”的变化。 　　在第一个三十年(1919－1949年)中，传统文化的建制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崩溃，皇帝专制制度的崩塌使传统文化失去制度的依托，体现于传统制度之中的儒学成为“游魂”。民国政府明令学校取消读经。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有旧派学者的学术功底与新儒家在现代大学中的坚持，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儒学为基础的民间礼法秩序，仍能构建乡土生活的民俗共同体，儒学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仍然存在。而此时不少学校，读经仍是一门重要的课程，并没有因为民国政府的课程指令而取消，一些地方还开办了“国文专修学校”。 　　而在此后的“三十年”(1949－1979年)中，行政力量的触角广泛深入到民间，社会结构从家国结构转化为阶级结构，强化了阶级分析，也瓦解了宗族与家族，淡化了家庭，传统伦理赖以存在的基础遭到进一步的冲击。在“破四旧”等各种政治运动中，一切与传统有关的因素都被贴上“封建”的标签，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更谈不上什么“读经”。同时，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传统学问终成绝响，儿童也就无缘接触中国文化经典。接下来的“三十年”(1979年至今)中，传统学问已明显断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日益从??村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从人伦角色转变成独立个体，纷纷逃离乡村，农村社会日益萎缩，这一切，都导致熟人社会所残存的礼法规则逐渐失效。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我们不断接受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教育(代表性口号之一是“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文化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落后，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自觉与自信。 　　新课标修订反映出对待传统文化的积极态度 　　历史的正面价值总会以某种方式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因为人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参照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相对正常化，人们开始尝试在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响亮的口号——“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缺少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内涵。教育部2001年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首次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作为义务教育重要的培养目标。而在当基础教育新课程关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民间大量出现“少儿读经”现象，中国思想界开展了关于“少儿读经”问题的讨论。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汉字书写问题的普遍担忧，关于私塾的争议，于丹讲《论语》的流行，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民国老课本受到年轻家长的热捧，都把传统文化的争论推到公共言说领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作为中国人的意义”，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安身立命、返本开新。在几乎所有的旧城、老屋都面临随意拆迁的危险、所有民间手艺都面临失传问题、所有民俗都面临被遗忘的可能之时，中华文化的传承要“从娃娃抓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普遍加强了中华文化教育的内容。我们不能把有关课标的修订仅仅看作是增加了几首古诗文，了解几个方面的文化历史常识，而应当关注学校课程中关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从一味排斥，到点缀性的进入，再到中国文化精髓典籍的保留；从用某种单一的政治标准对待历史，甚至用情绪化的态度对待传统，到对文化原创性、多样性的接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尽管这种态度还在调整之中。 　　一个民族必须通过文化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如果只是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指导我们的各个方面，其结果无疑是中国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受西方的控制，文化教育上也只能是西方的附庸。我们不是不要科技，但我们不能以科技作为教育的根本。只讲科技，而没有人文道德作基础，这样的教育必然是没有了人性，失去了方向。 　　文化是流动的，变化之中有不变，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两极。创新不能在传统之外完成。唯有依据传统，真正深入理解自己的文